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是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

这样，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已经基本没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态度和对策也由谨慎和克制向军事反击与对峙转化，中苏边界局势逐渐趋向紧张。

此期的中情局报告对中苏关系短期前景的预测基本是准确的，但也有些混乱，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报告一方面指出:中苏关系似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进一步恶化。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争执会突然爆发性地演变为一种新的和恶性的形式，即使在近期也是这样。争执中主要人物的情绪或许终将起更大的作用，一些突发性事件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敌意，导致新形式的相互报复。一方面又认为“中苏边境事件可能会不断增多，尽管其严重性或许不会增加”。这种行文的犹疑和矛盾，应该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关，中国国内局势的动乱给中苏关系的走向注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报告结论部分关于“尽管中苏边界上的严重军事事件有可能发生，但双方差不多都必然会设法避免战争”。“面对许多领域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关系仍将十分脆弱。如果中国开始提升其民族的自负心理，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边境上”的估计也是准确的。尽管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但是两国事实上都不愿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愿意率先迈出断绝国家关系的步伐。

报告还展望了毛后时代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景，认为:“北京的下一任领导集团可能会对改善关系有兴趣。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中国的政权都不大可能为了这个目的而做出重大让步。在中苏争执的基调被确定下来的过程中，毛的性格当然起了很大作用，赫鲁晓夫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毛一旦退出舞台并由更灵活的领导集团接替，也不会治愈所有的创伤，不会化解根本的问题。中国领导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仅是毛——似乎真的感到他们在争执中是受委屈的一方，是被欺骗的受害者”。“更重要的是，任何可以预见将出现的北京领导集团都会保留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或许还有种族上的优越性——的强烈情感。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异很可能仍旧是摩擦和不信任的根源”。“虽然我们认为中苏关系可能最终会出现这样的特点，即改善国家间关系和缓解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我们同时也估计，在党的关系的层面几乎不会出现合作，或不会出现积极的合作，而且会继续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怀疑和互不信任的总体气氛。面对国家利益在众多领域里的冲突，中苏关系仍将是高度脆弱的。如果中国的实力开始促使它张扬民族威力，就会出现严重的麻烦，特别是在边境地区。”这种评估，同样基本合乎实际。

三、关于1969年中苏爆发战争的分析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一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已在全国渲染起了强烈的反修氛围，各级机构、各阶层都有反苏激情，而在造反行动的冲击下，中共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破坏，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决策都由毛泽东一人决断，于是采取第一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成为必然，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