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笔者应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历年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学术会议，并由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批原始档案文件汇编，名为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计70件，约千余页，内容大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先生评价为是“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文件。

纵观这批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了解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外交动态的密切关注情况，以及1970年代初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美中苏三角关系因素注入后，美国观察中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角度的变化情况。根据与会中国学者的分工，笔者着重读了有关1960年代中苏分裂问题的文件。就总体言之，这几份分别撰写于60年代初、中和末期的报告，对于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趋向的评估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是比较全面的，兼顾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国家利益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合作的变化等几个层面。但是具体而论，初期的报告，由于作者根据西方同盟国成熟的内部关系协调的经验，更多地基于一种理性认识考量问题，因此忽略了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非理性思考的倾向，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从而对中苏之间凝聚力的估计略微高了一些；末期的报告，在考察中苏较大规模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的局势时，似乎对中国通过反苏宣传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更多地注意到苏联缓和与西方关系的迹象，而对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可能性缺乏必要的预测，故而将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前景估计得严峻了一点。下面，笔者分几个问题对所阅的文件进行初步评估。

一、关于1960年代中苏分裂趋向的预测

中苏两党1958年中后期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而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采取沉默和冷淡态度，赫鲁晓夫还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的行为，更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毕竟在他看来，这两项创举前者显示了快于苏联的建设速度和优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有了这两条，中共无疑就具备了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资格。中苏之间的芥蒂加深了。

1959年初，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虽然赫鲁晓夫宣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不过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苏联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在同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会谈时却抱怨说，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这其实已是在阵营内部向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的方针提出了挑战，示意苏联不要在一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即做出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实际上单方面废除了苏中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后，苏联方面迅速意识到，中国采用的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很可能会被同样运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争端之中，苏联外交部为此于9月8日即向苏共中央提交了题为“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而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则令中国方面认为作为盟友的苏联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对外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如此种种，中苏之间的不和谐音愈益强烈，领土和边界问题开始摆到了桌面上。

9月末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华，10月2日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赫鲁晓夫回忆了1957年1月周恩来对他所做的关于苏联在领土问题上处理不公的批评，一吐耿耿于怀的不快，借机批评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针，以作为对当年挨训的因应。其结果却招来中国方面更为严厉的回击，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是机会主义。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此次大伤感情的争吵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实际上就奏响了以后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转入1960年代后，中苏边境冲突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正式公开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中苏两党两国走上了一条恶化关系的不归路。

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根源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独立主权。于是，一方面，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利益和主权的完整性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盟主便会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则必然遇到挑战。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症结所在，也是中苏同盟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此外，应该说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特别是前者非理性思考的特性，也对中苏关系的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0-1969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逐渐恶化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逐步升级，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两国关系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由敌对转入对抗。

对于60年代中苏关系变化的前景，中情局1960年的报告做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虽然报告指出:“双方分裂的因素依然存在并可能发展”，“在未来5年里，共产党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量很可能增加，这会削弱莫斯科通过北京对苏军事、经济的依赖性而施加的影响”。“与前10年两国处于同盟期相比，北京将更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质疑苏联的领导”。“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结构的重组。”但总的认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此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中苏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在这一时期中，两国关系中最强大的凝聚力莫过于双方都认识到，对双方同盟关系的任何重大损害都会对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双方都会继续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互利中寻找到凝聚力量。对中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依然依赖于苏联，他们可能感到，在维持与苏联的同盟问题上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