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出现此种偏差的原因，应在于不同体制国家文化背景上的较大差异和缺乏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的必要了解，使报告作者主要根据理性分析，从西方同盟国成熟的于内部调节各方关系的经验出发，认为中苏两国是盟友，需要对付共同的敌人美国，战略利益完全一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也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两国拥有统一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所以双方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由此忽略了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个性中非理性思考的倾向，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

不过，报告对中苏关系所做的总结分析还是注意到了中苏处理国家关系标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为“中苏关系的本质是不可能用简单的术语来描述的。没有任何一个术语能够概括两个共产党国家彼此之间的行为和他们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体印象。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国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一个坚固统一的阵营、一个没有国界和国家利益、完全实行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同盟。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例子是，他们又不像典型的19世纪的大国那样，严格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又包括了这两者中的因素。两国关系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淡了民族主义，而国家利益又冲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评估基本符合实际，只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界限，一般来说，在50年代，尤其是1950-1957年，中苏两国呈现给世人的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两国的国界是共同的，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责任。即便到1958和1959年中苏两党分歧加深、矛盾冲突不断，毛泽东也还是强调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九个指头与一个、甚至半个指头的区别。尽管这种表态，事实上已经是言不由衷了。

另外，关于中苏分歧的公开化，报告点明:1960年4月，北京指责苏联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推行的缓和政策，使分歧公开尖锐化。虽然北京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受挫感到高兴，但中国共产党继续批评苏联奉行的政策，在世界工联这类组织中游说自己的主张。这一分析反映了两个问题:

其一，中苏分歧公开尖锐化的动因在哪里？应该说在这点上，报告的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方面在1960年2月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上向苏联提出挑战的情况。这次会议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并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如果说康生1959年4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那么他这次会议的讲稿不仅是在国内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而且引人注意的是，《人民日报》于1960年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这种举措招致苏联方面的严重不满，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这种状况促使中国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于是4月份，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不指明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中苏分歧公开尖锐化了。

其二，中苏两党是谁率先将分歧公之于众的？在这方面，报告的作者注意到了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的情形。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中苏双方一直互相指责，或者说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发表保持中立的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是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的分歧；或者说上述196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康生的讲话，是将苏中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这两种指责，事实上都根据不足。而对于世工联北京会议上中苏双方的斗争，以往外界却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中国方面一直回避向国人介绍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积极活动，诸如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会上批评苏共的观点；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一度使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等等。因此可以说，第一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还应该算是中国党在这次会议上的做法。中情局的报告提到此情，即是一个证明。

中国代表团这种行动的结果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继续更为激烈地展开了。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