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19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估计

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变化。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择。即一，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的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二，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

苏联在1963年7月与蒙古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之后，逐渐增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于是年重新进驻蒙古布防。中苏边界摩擦事件增多。苏联开始在苏中、蒙中边境地区增兵。中苏边境局势的发展变化，导致毛泽东开始考虑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苏联是否已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到5-6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了。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

其间，毛泽东还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是，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毛泽东这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提出: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尽管毛泽东这种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7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谈到与苏联还有领土问题的历史旧帐没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苏联的强硬态度

到1964年，毛泽东的决心也已下定，这就是将中国党的斗争目标由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政治革命，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发动“文革”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一轮冲突。前者，中苏两党斗争的中心实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分界线，中苏国家关系分而未裂，十分脆弱；党的关系只是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苏共中央关于参加苏共23大的邀请，两党关系中断。后者，则实际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以及谁是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所以在援越问题上排斥苏联，并且与苏联争夺越南。双方在联合行动、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斡旋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调整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加强援越，特别是武器援助，使得苏越关系趋向紧密，苏越结盟的前景使中国南部处于一种新的不安全的状态中。

中苏新一轮冲突，以及苏联向远东增兵的情况，使得对苏防御问题愈益突出起来。而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