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宣传画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认同。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对戚本禹“让三分”的陈伯达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发，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

戚本禹虽然是后被“请假检讨”的，但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与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