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宣传画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