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迫害老干部，“一号通令”打着战备的旗号，把曾山赶到湖南乡下劳动。找他谈话的领导人问曾山要带什么东西？曾山说：“我不带东西，只带一个孙子。”曾山从机关回家后，和爱人邓六金同志匆忙收拾东西，很快赶到了机场。曾山的全部财产就是手提的一个他出国时买的小皮箱和两个大黄布马搭子装着被褥衣物。机场工作人员见内务部长曾山这么寒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曾山只有两个大马搭。”据邓六金回忆：曾山去世那年，她把曾山常用的东西归置在一起，刚好装满一网兜。这个网兜装的是什么“宝贝”呢？一、一根抗日战争到逝世时用的皮带；二、两双补丁摞补丁打了袜底的袜子；三、一顶抗日战争时缴获的“日军”皮帽子；四、一条百孔千疮的旧浴巾。1979年10月，笔者为写《贺子珍传》的时候，这位和贺子珍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道工作、一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邓六金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邓六金告诉笔者：1972年4月16日曾山去逝前一天，即4月15日，邓六金还用这条破旧浴巾给他洗澡擦过背哩！五、一条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块补丁；六、一件米黄色毛料外衣，这是曾山平时天天到内务部上班的最好衣服啊；七、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块补丁的草席子。　　邓六金双手抚摸着这些破烂，一阵心酸，感慨万分，邓六金说，这就是曾山留下来的全部遗产。邓六金指出，这些破烂从物质价值来说一文不值，可精神价值无法估量，从一个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的共产党员曾山的清贫生活里，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员曾山的襟怀与苦乐观，这是多好的共和国部长啊！邓六金告诉笔者，曾山一生不吸烟、不喝酒，衣着也十分简朴。1949年，曾山任上海市副局长期间，为了同资本家和商人打交道，管理员要给他做套料子衣服，曾山说什么也不同意，只好做一套卡叽罩服，曾山对管理员说：“现在国家还很穷，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和资本家一样摆阔气。”这套普通卡叽罩服，也视作“奢侈品”，只在上班时穿，下班到家里就脱下来，挂在衣钩上，换上从山东穿来的打了补丁的罩衣。他处处节衣缩食，一件衣服总能穿上多年。从上海华东调到北京工作以后，多年来一直穿着这身灰卡叽，不到无法再补，他不会买新的。曾山一生未买过手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李坚贞看到曾山用的仍是怀表，就把自己手上戴的手表送给他，这块手表一直戴到他去世。曾山留给孩子们的遗产就是：艰苦奋斗干革命事业，艰苦朴素过日常生活。

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在做好华东财经工作的同时，仍以很大精力做好上海市的财经工作。曾山领导财经干部没收和接管了一百多个官僚资本家的大企业、大仓库，并将这些接收财产如数上缴中央，为支援全国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和华东局的接收和接管工作中，曾山一再严格要求全体财经干部，认真执行财经工作制度和财经纪律。首先，曾山自己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在接收和接管的数百个大小仓库和无数金银财物中，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曾山从不利用职权非法拿取一丁半点，给全体财经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时，有的财经干部向曾山提出建议：在接收和接管的物资中，拿一些急需用的如手巾、牙膏、钢笔之类的小物品，分给机关干部使用。曾山听后严厉地说：“不行，绝对不行！如果我们财经干部可以利用职权带头破坏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那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那就是严重的失职和犯罪。”在整个上海和华东大区接收与接管工作中，没有发现一位财经干部违犯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事情发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1950年6月6日，曾山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听取和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作的《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报告。回来后，在上海和华东大区认真贯彻执行，进行了艰苦的工作。经过1951年到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华东大区所属的山东、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七个省市中，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方面的平衡，并通过大力掌握原材料，开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试行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形式，逐步引导民族资本转到国家资本道路上来了，从而使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号召得到了实施，曾山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指出的是：曾山在领导华东地区的“三反”运动中，对党的干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方针。当时华东局有个财经单位，上报了一份要求枪决某某“大贪污犯”、“大老虎”的材料，请曾山审批，曾山没有轻信这份上报材料，他派得力干部进行认真调查核实，证明这个干部并不是什么“大贪污犯”、“大老虎”，只是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而避免了一桩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