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淮河中游的安徽省境内，降雨过多，大堤保护区内，排水不畅，遭受了涝灾。这本来是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由于1951年淮河流域欢庆丰收后，部分干部群众误以为治淮已经解决问题，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涝灾缺乏思想准备。9月，当钱正英大腹便便，快要临产的时候，曾山亲自主持召开了由三省领导参加的治淮工作会议。由于安徽省的个别领导在会下活动，使会议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安徽省的一些地方工作同志提出，这场涝灾是由于治淮方针和规划中的错误，并把主要责任归之于主持工程部日常工作的钱正英部长。参加会议的其他两个省的同志都不能接受这种意见，更未料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攻击，曾山此时也不便说话，会议开得不欢而散。当吴觉、汪胡桢、钱正英在火车站送曾山回上海的时候，大家都默默无言。就在曾山走后没几天，中央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突然来到蚌埠。原来，曾山回到上海后，及时向华东局汇报了此事，并向中央报告，要求李葆华部长去淮委，明辨这场水利工作中的是非。在李葆华主持下开了个小会，就淮河上游发生的涝灾和治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做了检讨，这场风波才算结束了。李葆华同志刚走，安徽省委转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要钱正英立即回上海，准备生孩子。钱正英在遭受攻击的那些日子没有流过泪，现在，钱正英看到这份要她回上海准备生孩子的电报时，她止不住泪流满面，钱正英想起曾山当年满腔热情地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那样出以公心地培养青年干部的成长，直到今天仍感动不已。曾山啊，多么好的领导啊！

十一、一生清正节俭为党为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山职务和待遇一直很高，但他仍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按国务院的规定：国家为曾山配备了厨师，客厅里铺上了地毯。但是，曾山没有用国家分配给他的厨师，而是自己出钱清了一个女工帮助料理家务，并将客厅里的地毯送还了公家。组织上配备给他的专车，曾山从来不让和自己同路上班的爱人邓六金搭乘，而是嘱咐爱人邓六金赶乘公共汽车。曾山平时生活也很简朴，有什么吃什么，而且以吃蔬菜为主。他在所住的四合院里种植了核桃树和花草以及各种蔬菜，并将核桃果实送给左邻右舍的熟人品尝，深受居民群众的尊敬。

曾山的衣着也很一般，很普通，他穿的内衣和袜子有不少是打过补丁的，平时在家或上班都是穿棉布外衣，只在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才按国家规定做了两套毛料服。

他睡的棕床绳子断了，就自己动手修理。曾山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个个都勤奋读书，刻苦钻研，遵纪守法，各个方面都表现很好，这是有口皆碑的。

曾山一共有7个兄弟姐妹，自己也恰好生了7个子女，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家史，要7个孩子继承家庭的革命传统，通过每个家庭成员的模范行为，使孩子们个个懂得珍惜这种荣誉，并使之发扬光大。他经常教育子女不要享受特权，要求他们出外去闯，不走后门，像普通人家上高中的孩子，每月给3块零用钱，上小学住校的孩子，一星期只给2角车票钱。衣服大的不能穿了，就改给小的穿，他的女儿直到上了大学才自己买了件女式衣服。孩子们看到家里吃得那么简单，有时抱怨几句，曾山就在餐桌上对他们讲：“我小时只有在山上打柴时，才有机会吃一个鸡蛋，而你们现在吃鸡蛋是平常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据曾山的爱人邓六金在《怀念曾山同志》一篇文章中说：“曾山这些新旧对比的话经常使有的孩子听了不耐烦说：你总是讲这个？总是讲这个。”曾山对孩子们指出：“我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总是讲这个’是根本。”所以“总是讲这个”成了餐桌上的老生常谈。正由于继承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后来孩子们都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道。曾山前妻的大女儿，解放初期从吉安老家来上海找他，曾山立刻把他送到郊区一所纺织厂做工，后来工人们知道她的身份后，很惊讶地对她说：“你是曾山副市长的长女，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做工　　？”她听了跑到家里要求曾山给换一个好工作，曾山严肃地对她说：“当工人是很光荣的事，你不愿意做工，那么回乡下种田好了。我这里按规定只留你住三天。”女儿见父亲铁面无私，继续回工厂当工人，表现很好，后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曾山的大儿子曾庆红才华横溢，品行优良，勤奋好学。1958年，他考上了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家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从小穷得读不起书的曾山，特别高兴地对儿子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技术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曾庆红毕业后，对党忠心耿耿，对党的事业诚心尽力，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取得很大的成绩，终于提拔到了领导岗位，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称赞。

曾山的第二个儿子初中毕业后，曾山支持他进工厂当工人：“当工人是光荣的，又是很辛苦很劳累的，你过去没有吃过苦，能不能干得好，还要看你肯不肯下大力气呢！”结果二儿子上班抡大锤，练出了一身好筋骨，年年评劳模，得奖状，全家十分高兴。

50年代，曾山的第三个儿子高中毕业，成绩十分优异，原本学校选他去东欧留学，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考上了空军工程学院，去四川空军部队当兵，他写信回北京要求上外语学院，母亲邓六金见后心软了，悄悄去见空军领导想疏通一下。曾山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评邓六金说：“儿子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去哪就去哪？孩子在外面闯闯有好处哪。”曾山一面批评邓六金，一面对远在四川当兵的老三进行教育，儿子接到了曾山的信，安下心来，在部队刻苦锻炼，在思想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部队的嘉奖。后来，儿子回北京探亲，曾山看到儿子肌肤晒得黑黑的，身体结结实实的，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高兴得把全体子女叫到一起称赞三儿子道：“你这条路走对了，有出息！”

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曾山的女儿和小儿子都闲散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他们希望父亲托托路子，让他们参军，曾山说：“我赞成你们参军，但是能不能参上军，要靠你们自己去闯，我没有办法。”其实曾山只要一个电话就行，可是他就是死死封住这道后门，在原则上曾山就是不让步。女儿和小儿子见父亲指望不上，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闯。小儿子在学校多次向军代表申请，甚至还哭求过，终于感动了军代表，获准在学校参了军。女儿参军可没有那么容易，一来她自己眼睛近视，体检通不过，二来女兵名额有限，比较困难，于是，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居然干得不错，竟当上了“兵团模范”。孩子们都闯出来了，回过头来都感谢父亲的良好家教，都为有这样一位“正宗共产党熏陶的家风”的父亲曾山而感到骄傲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