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千遭归大海
因为“阶级斗争”进了思想领域,所以政治运动(不包括为平民百姓所不知的党团内部、军队内部等特定领域内的政治运动)尽管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但最后都要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念过点书,仿佛是吃了智慧果的亚当、夏娃,不淳朴了,不免要胡思乱想,最容易堕入思想上的“阶级敌人”的泥坑。因此把知识分子作为政治运动搜索的目标,是对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有的运动刚刚开始时,给人的感觉并非是针对知识界的,可是搞来搞去还是像现在游乐场的过山车似的,不管转了多少圈,最终还是冲向原来的出发点,可以说是水流千遭归大海。例如1961年春天,我被派下乡宣传和贯彻“十二条”,其主要任务是解散所谓“社会主义食堂”,以解决农村的饿饭问题(那时全国处于饥饿状态),同时要干部放包袱,向群众说清楚多吃多占问题。那时全国大饥荒,入口物奇缺,一两斤粮食就能救人一命,干部利用权力多吃多占现象很普遍。有歌谣说:“书记拿,队长偷,社员缝个大衣兜。”群众对这种现象特别憎恨。后来把这个解决农村干部经济问题的运动叫“四清”(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它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我理解它是针对农村“四不清”干部的。但这个经济上的“四清”没搞多久,中央下发文件说,把这个运动要解决的矛盾称做“四清”与“四不清”干部的矛盾,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提法。于是,后来把“四清”内容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您看,本来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但最后又扯到“清思想”上去了。人们遂把前者称“小四清”,后者称“大四清”,以示区别。乡村、城市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都一概称为“四清了”。
城市中的“四清”完全是针对文化教育界的,在哲学上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经济界大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文艺界大批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等等,不久又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向知识文化开火了。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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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学泰
编辑:
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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