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奋斗

“三反”、“五反”运动

政治运动的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或说“阶级斗争”的哲学。为什么这里的“阶级斗争”要加个引号呢？因为这种学说不是土产，是舶来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马克思说阶级斗争的思想不是他发明的，而且他的思想精义也不在此，但中国人知道阶级斗争确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解释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到了列宁就有了变化，他给阶级下定义时还是遵从马克思的说法的，但在实践中多从政治角度（所以昔日的许多战友如孟什维克、民粹党人很快就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认识阶级斗争；而我们在拨乱反正之前，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则是从“思想”角度，与马克思本来的说法简直是天差地别。我们可能有大腹便便的无产阶级，也会有一文不名的资产阶级。谢添演的《老人和狗》中就有个要了饭的地主阶级。从思想上划分阶级，那么人的一个表态，一句话，乃至一颦一笑（1957年，柯庆施在上海主持“整风反右”，请龙榆生等学者参加“鸣放会”。龙没有发言，但面部表现出对一些发言的赞赏。由于龙被安排坐在前排，柯庆施根据其面部表情把他划为右派）都可能造成阶级分野，从而大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我读书的北京师院，在“文革”初期，一位院领导被打入“牛棚”（“文革”中非法拘押“牛鬼蛇神”之处），那时当权派都被打倒了，这种关“牛棚”的做法只是对干部的一般审查。“牛棚”中是集体居住，这位领导夜里做梦说了反动的话，被同棚难友听到揭发了，于是马上升级，成为正式的阶级敌人。从这里可见，各次政治活动运动虽然起因不同，对象各异，但越来越关注思想上的“阶级敌人”。也许经济上、组织上的阶级敌人已经消灭光了，不能不在“思想”上动脑筋，反正思想这东西是抓不住、摸不着的（不像经济、政治都可以有量化指标），大小有无都由有权者说了算。因为有了“斗争”的需要，“阶级”就得存在，这是不以马克思的理论为转移的。难怪马克思晚年曾感慨说：我什么都是，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阶级斗争不仅“有”，而且十分激烈。于是担负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大任的仁人志士就爱引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然重点在“第三”。然而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是面对强大的压迫者讲这番话的，这与后来的“奋斗”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种“奋斗”中得到的“乐”不是英雄豪气，而是残忍与野蛮。这种很有英雄气的“豪语”是要打许多折扣的。

从经济上或政治上分析阶级尽管也有其不准确之处（如有100亩土地定为地主，99亩就不是，两者本质区别在哪里？），但总的说来还有点“可操作性”；用思想分析阶级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理论的模糊性和打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而且有时连运动的领导者也没有一定之规，这使得被运动者更加惶惑。张中行先生的自传《流年碎影》写到1957年“整风运动”时的迷茫惶惑与胆战心惊，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打击的目标，“比如说，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条恍兮惚兮，又比如说，你前天闲谈，引经据典，曾经提到康德，昨天卖废品，其中夹一本过时的政治学习小册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据‘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你就只好设想为已经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后随着来的又是个不知道，岂可不心惊胆战哉”！没辙，只得“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许多老知识分子和在以往的运动中被整过的人们都不免有这种心态。许多青年“先进”所说的“与人奋斗”正是与这些可怜兮兮者的“奋斗”，正常的人、有自尊的人能从中获得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