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我的家乡陇东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他们的指引、培养下，我17岁就投身革命洪流，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的将军。又从一个陆军指挥员成长为空军指挥员。在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感受过胜利的自豪，也多次经受过曲折的考验。我的经历虽然只能反映革命历史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我有义务将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既有助于丰富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能启迪后人。

空军"点将"赴昆明

1960年6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崔文斌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五团，由空军调入4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3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1960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3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62％，由空军从内地调入的干部占38％，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 的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