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韶山在土改时给毛泽东家庭划定的是什么成分？

（三）

毛佑生，又名毛贻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泽东父亲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泽东称他“佑生二叔”，毛泽东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管账还是佑生二叔管得好”，这是从与其他管账人比较来说的。我们从“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记账极其清晰，年月日齐全，收支分明，几乎年年有小结，移交时还凭族人清理总结，所以毛泽东评他一个“好”字。笔者认为好就好在：他精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如实而突出地记录了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他准确地记出了毛泽东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贫穷的走向和趋势。

毛泽东家庭的收入单一，可以说仅是佃户的佃银和租谷。依照惯例，主佃户要交佃银，从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数看，每亩交佃金35两白银（又名银子），它与银元（又名大洋、光洋、花边）比价是每百两银子130银元，每亩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对稳定，天灾人祸之年，还要减免；佃银东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银等于欠债，还要计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银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记，1927年毛泽东家收主佃户毛月迪租谷“肆拾贰石贰斗”，到1932年，却只有“壹拾石零捌斗”。开支则名目繁多，有向国家交粮纳税、各级官员贪婪敛财、天灾人祸、社会公益事业、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个名目，尤其是有关革命方面，支付项次和金额惊人，略举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笔支付条目中，有“付咏芝室洋捌元”（“咏芝室”，即毛泽东妻室杨开慧）“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付织布厂花边贰佰元”（文化书社、织布厂均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所办），这三笔数占所列开支的75%。当时党领导革命没有经费，尤其是革命初期，不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给，就连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泽东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家即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及其原配赵先桂、毛泽建（王淑兰1926年入党），在党的创立时期，一个家庭六位党员，这在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账目中，47处提到毛泽民、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的继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亲周陈轩（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计大洋500余元，包括对革命者被捕营救、探狱，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请客共贰拾叁元”“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长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抚养，从1928年到1931年，据记载，单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汇送用费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贰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额一个比一个大，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种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从“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泽东家产实际未被“没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额外索取许多钱粮，“清抵簿”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湖南省、湘潭县官员经常来韶“检查”，韶山应接不暇，如“付省来差”“付县来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请地方客队兵贰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团防局接收谷三石贰斗”“付团防马队兵礼费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饭谷贰石五斗”等等。作为统治者，层层行贿受贿，自欺欺人，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付出，都落到毛泽东家庭。特别是随着革命胜利发展，斗争越发激烈与残酷，国民党政府对革命领袖毛泽东仇恨剧增。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颁发没收家产“训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94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席王茂泉，曾两度指使部下，执行蒋介石挖掘毛泽东祖坟的“密令”。国民党虽因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宣布将毛泽东家产“退回”，但实际上加紧反共，对毛泽东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勒索与榨取加剧，这是毛泽东家庭经济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与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内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开支大，是毛泽东家庭由富裕走向贫穷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这次专题调查研究，彻底弄清了毛泽东没写回信的原因和毛泽东家庭经济的实况，明白了毛泽东家庭在土改中没划成分的实情。毛泽东家从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当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极为贫寒，从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勤俭精明，农商结合，逐渐脱贫致富，毛泽东、毛泽民都说相当于富农。但当成为革命家庭，家产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种特殊的社会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几年，已由富裕变为贫穷，家产名存实亡，家人几乎没饭吃，这从“清抵簿”中，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与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写道：1931年付亏谷“五石柒斗”，计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实亏洋玖拾捌元陆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计洋676元，两项共计774.65元，不到四年，亏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触目惊心。

在调查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说：“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无限，管账人无奈，只好向佃户增收佃金和借债。”毛泽东家的主佃户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据“清抵簿”记载，毛月迪主佃时间较长，张文峰儿子张庆云回忆，他家主佃时间也不短，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经政府适当安排后，才离开上屋场。张庆云说，他家开始时“交佃银600两，到1950年增加到1300两”，计洋1690元。又据1973年春，韶山地区38位老人半个月的集体回忆，毛泽东家到土改时，除欠佃户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的债，按1750两算，计洋2275元。如果再将1935年那两笔债务相加，共计4739元，按当时地价每亩（含山土屋宇）169元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资不抵债，这就不难理解，周外婆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写信向周文楠诉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将信转去，毛泽东于5月12日复信周文楠，同意将周外婆带去东北“一道生活”，连路费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泽东亲自设法解决。毛泽东家庭真是一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