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文人因交代不出刘少奇叛徒材料与妻子服药自杀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之谦逊、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国时代的冯友兰判若两人。信和诗作皆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最令人侧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令人叹息，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冯友兰的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老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实际上，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达登峰造极。连续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是对思想的清理、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冯友兰是以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的，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教释放，达20年之久，谁能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并不很大。

“解除劳教”之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罪行深如海”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他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他说：“我当时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嘛。”正是此种心态的支配，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表示了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自己的学术取向，一代大儒，却带头口诛笔伐，动摇自己学术的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文革”中却屡见不鲜。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冯友兰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袖关注，又成为“梁效”的顾问，一些相关活动亦经常通知他参加。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次有许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孔，冯友兰高度近视，他只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江青进行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开始，会议弄得很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是参观天津小靳庄，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还和冯友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冯友兰丹毒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靳庄的农民也用写诗的方法批儒，于是信口做了几首，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做越多，《光明日报》集中于9月14日刊发，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到：“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解到：“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来，冯友兰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盘算，但就这首诗而言，也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也不尽合史实。他最后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两句也被指责为是吹捧江青的。他对此亦进行了辩解。

不论江青是不是做过女皇梦，也不论冯友兰是否知道这些，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风骨尽失，大约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1976年唐山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离开，北大党委会即安排冯写一个感想，冯友兰于第二天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党委徐雅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他怕夜里受风寒，没有去。结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并且告诉他，说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成为冯友兰与“四人帮”亲近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遭到多方指责，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