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斯大林如何走上冷战之路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生死）问题。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苏联甚至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

当虚张声势遇上反应过激

二战后的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同时，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摩擦注定这种合作难以持久。

苏联与西方的危机首先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理和有限扩张的意图。

1945年6月2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GKO）下达第9168号命令，决定对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秘密进行研究，同时对已知油田进行打井和开采。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为在伊朗建立一个阿塞拜疆自治区并在北部各省开展分离主义运动做准备，拟将伊朗人民党阿塞拜疆支部改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引各阶层支持分离主义者加入，并在伊朗北部给库尔德人做适当工作，以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于是，苏联与伊朗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伊朗政府则在安理会控告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斯大林于3月24日命令：苏军按照先前的承诺，在5月10日前完成撤军。失去苏联支持的伊朗民主党的武装斗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伊朗危机刚刚过去，土耳其危机却悄悄逼近。1946年8月7日，苏联发出照会，要求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苏土边界地区调动军队，并实行军事演习，以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行动立即引起土、美、英的强烈反应，警告和抗议照会接踵而至，美国不断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力量，土耳其也实行了全国动员。面对如此紧张而严重的局势，斯大林决定知难而退。

如果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势所震慑，而英美对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额外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此时的基本外交战略还是与西方合作，对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当然不能影响长远的和战略的利益。所以，当美国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介入后，斯大林立即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即使失去对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权，牺牲伊朗民主党和大好的“革命形势”也在所不惜。

“遏制”政策与对抗的重启

西方对苏联行为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苏联的威胁没有镇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来西方势力的联合对抗。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布局。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想法。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某种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事项。

1947年，西欧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相继被赶出政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194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问题

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6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实行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如果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东集团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