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纪念《叫魂》作者汉学大师孔飞力

清代的道士化缘图，请注意道士背后的小儿，在孔飞力的《叫魂》中，这些游方僧道因为难以被纳入到国家控制的体系之中，处于半游离的状态，所以往往被当作谣言的传播者与妖术的制造者。

任何将“叫魂”仅仅看成是“叫魂”的读者读到最后都会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位老外汉学家的真正实力，他所真正揭橥的乃是帝制中国最玄秘的事物——权力，那种在绝对意志支配下通过官僚机器的运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权力，是比叫魂妖术更令人畏惧的事物，对君主来说，它是一种操控的手段；对官僚来说，它是一种可以竞争和分配的资源，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它只是一种幻觉。一如孔飞力在这本书最末所写下的那段具有预示性的结论：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控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对1999年的中国读者来说，无论是这种写法还是视角，都足以称得上是一种巨大的震撼，人们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两百年前的帝国内部的一宗看似无关紧要的妖术谣言，竟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还有多少这样类似的小事，被时间的洪流挟沙卷走，从而淡出人们的记忆。孔飞力这个名字，也在读者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叫魂”成为了一个热门词语，中国的历史学者和爱好者都纷纷然将“叫魂”这个词加入到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章之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直到今天，仍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者都以自己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有孔飞力这个名字而感到自豪，孔飞力的著作就像一座富矿，成为人们无穷无尽开掘的宝藏。

但值得深味的是，尽管国人对孔飞力的著作可谓身入宝山，得睹庄严，击节再叹，但对作者孔飞力这个人，大众至今却仍然在脑海里只有断章残篇似的印象，以至于在孔飞力过世整整四天之后，中国的媒体才姗姗迟来地匆匆忙忙刊出一篇几百字的简介以追念这位滋养了千万历史研究者的汉学大师，这多少让人想到钱锺书的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在这里，这句幽默的名言，却充满了某种淡淡地悲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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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复理”到“孔飞力”：

身穿西装脚蹬运动鞋的汉学家,

为避“克己复礼”不小心更名自行车品牌

历史学给人的感觉就是正襟危坐，尽管不少大众历史写手将其拉低了不少身段，使其愿意屈尊惠顾芸芸大众，但总体而言，一位历史学家给人的感觉就应当是保罗·巴恩所谓的“书斋里拖着长长白胡子的长者”，比起在历史中发掘勘探的功夫，他们在生活上增彩添色的手段实在是大大逊色，但比起中国同行来，许多汉学家却显得丰富多彩，个性十足，很多中国网友都听过宋史巨擘包弼德（Peter K.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的作者）和民国史大家柯伟林（W.C.Kirby，《德国与中华民国》的作者）在哈佛公开课上一起演唱“两只老虎”版的《中国朝代歌》，一些有幸躬瞻尊荣的人也许还在包弼德，业内的别名是“包公”充满中国情调的宅子里品尝过用中国古董磁盘盛放的澳洲龙虾。而法国汉学家，道教研究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皇皇巨著《道藏索引》的编者），则真的是一名受过正一道法箓的道士。相比这些人来说，孔飞力可能显得有些平常，但一些见过他的人都会为他的平易近人印象深刻，这位上身穿着西装脚下却蹬着运动鞋的汉学家给很多访学者留下的是一段温暖而充满智慧的记忆，一位中国访学者龚咏梅曾经这样回忆孔飞力上课时的情景：

“孔飞力一般只写中文字，而且只会写繁体字，有时候写的过程会突然卡在那里，疑惑地端详着那些字，因为它们往往可能少了点笔画，或是缺了个口，或少了条腿。先生也觉得这字有点不对劲，可就是想不起来该如何改正，这个时候他的学生们就会善意地笑笑，然后告诉他哪儿不对。做老师的就立即明白过来，冲着学生们摇一下头，叹口气说：‘哎，都怪敲键盘敲多啦！’”

而他的中文名字“孔飞力”，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场可爱的误会，他的汉名原来叫“孔复礼”，1958年7月6日孔飞力曾与鼎鼎大名的中研院院长郭廷以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郭氏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描述与踏入中国研究未久的年轻学者的见面：“下午一时半离华府，倬文、心园、宗一及张歆保、孔复礼（Philip A Kuhn）二君相送。孔君系哈佛硕士，从事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已习中文三年，谈话颇为自如。”

孔飞力

他之所以在大陆的名字成为“孔飞力”，根据他自己打趣的说法是他在1979年6月初次访问中国大陆一经奇遇，正是这次访问最后诞生了那本震撼中国读者的中国学名著《叫魂》，不过一个副产品是让他得到了“孔飞力”这个名字，原因是当时中国虽然文革一经宣告结束，但余烬犹炽，顶着“孔复礼”这个名字，当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批孔批林”运动中“孔老二”被钦定的一大罪状“克己复礼”，于是孔的中国同行半开玩笑地劝他把名字改成不那么孔老二的“孔飞力”，面对如此好意，孔氏欣然从命，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件事还有一个下文，待孔飞力完成研究回到美国后，一位来美的中国学者告诉他他的这个新名字与中国某自行车品牌颇为类似，弄得孔氏哭笑不得。在他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自己第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该书初版于1970年，为孔飞力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天国之乱中的民兵：团练之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的修订本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于1990年，再版则是12年后的2002年，但直到今天又过了14年，这本市面难得一见的书却一直未能再版），他的题赠署名仍然是“孔复礼”，实际上，今天除了大陆之外，在海外港台，他的名字一直就是“孔复礼”。顺便提一句，与他同样遭遇的还有在中国大陆享誉盛名的汉学家，“中国中心论”的极力倡导者，《在中国发现历史》和《历史三调》的作者柯文（Paul A．Cohen），其实人家的真正的汉文名字叫“孔宝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