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为什么错过了金本位？

金本位制好不好？

1901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30余年，照说国内不乏精通金融学的人才。但是，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没人提醒一下清廷：银价一直在不断下跌。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19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如英美般改行金本位制以来，纷纷将手中的银条银圆抛售以换取黄金。这样，金银比值愈发扩大。但《辛丑条约》的中方签订者见不及此，赔款的计算方式用白银，而竟然同意“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之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

这就是金融史上所谓的“镑亏”，即金银比值扩大后的亏空。具体数字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清政府单单为弥补亏空的明确借款就有800万两之多。

在此事的刺激下，一些驻外使节开始考虑更张之道。最早建议朝廷改用金本位制的，是驻俄公使胡惟德。1903年初，在一份奏折中，他认为，“当今环球各国皆以用金矣，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

当然，很多外国专家都建议，索性直接采用当时非常先进的虚金本位制（即金汇兑本位制），发行银币，而确定其含金量。中央政府于国内铸造金币作为准备金，于伦敦等世界金融中心置备信用借贷款，以昭国际信用。为了取信中外，清廷必须保证财政制度的公开透明。

但是，一般中国官员对这两种计划都是否定的。以官方踌躇五年后的回应，“欲以实金为本位，则巨本难筹；若定虚金为本位，则危险可虑”。这倒也是事实。若确定虚金本位，则必要联系列强汇率，并购入大量英美法德日债券为信用准备，这对清廷来说当然“危险可虑”，而且还必须公开国家“账簿”，这对于惯行秘密政治的朝廷来说，更加不可思议。

而确定金本位制，诚然缺乏本钱。正如张之洞所说，中国商业的记账单位是银两，但一般民间交易，还是使用铜钱，列强富有，当然是以黄金为本位，而中国贫困，不如稳扎稳打，先整理银圆制度再说。而且，当时世界上金本位制蔚然成风，金价步步高企，中国以银换金，可能会更加亏本。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清末中国是复本位制，白银是事实上的基本货币，大宗交易和投资都使用之。由于国际市场上银价愈低，一般投资者在中国赚取白银后，都不愿运送回国，而索性在中国进一步投资或采购。如此，中国银根松弛，适度通货膨胀，正好适合工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张。如果币制和黄金挂钩，白银价格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就会恶性化、常态化，使得海内外商人都会失去投资和贸易的兴趣。

所以，彷徨争执到1910年5月，清廷还是决定“暂就银为本位”，发行重七钱二分的一元银质硬币为国家主币。但这一套金融政策尚未展布，仅仅一年半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轰然倒塌。

回到银本位制？

清末讨论了近10年的币制问题，以朝廷确定银本位制而告终，但清朝也就差不多同时倒台了。不过，币制问题关系国家金融命脉，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就在财政部下面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荷兰著名金融家卫斯林对中国非常熟悉，清末他就是朝廷的币制顾问。周学熙担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后，与他反复研究，终于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一币制的要点还是中国需要筹集大量黄金，但这些准备金并非储积于国内，而是存放于外国，用以维持国际汇兑的平衡。国内则发行银币和可兑换银币之纸币，拟订其折合黄金多少，但不得兑付黄金。为发行国币，中央政府必须设立行政性的国家央行。

但是，袁世凯终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虽然虚金本位制能够使得中国脱离陈旧的银本位制，又不必筹措太多的币值准备金。1914年初，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还是决定“谋币制之统一”为第一要务，先确定银本位制，“一俟将来商业发达，再行改为金本位”。至于金汇兑本位制，一字未提。

也就是说，从清末到民初，12年来国内外金融家提出无数方案，最后还是采纳了银本位制，和之前不同的是，开始铸造“国币”——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袁大头”银圆，以彰显主权信用。至于金本位制，还算是将来目标。

但是，袁世凯政府不知道的是，不久，列强又要抛弃金本位制了。

实行金本位制有个前提，那就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国内、国际都放弃统制思想，而实施市场经济——确切地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放任的，不仅是透明的，而且是拒绝监管的。但是，这和20世纪初愈发浓厚的国家主义趋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是大相径庭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象征国际秩序和世界伦理的崩溃，也宣告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终结。战时自然是统制思维取胜，黄金被参战国集中用于购买军火，并被停止自由输出和银行券兑现，列强纷纷取消金本位制。战后虽然英美陆续恢复，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政潮已经蔚然成风，既不复有“国际大家庭”可言，在国内也不再有市场经济，在国际也开始增设贸易壁垒。

辛亥革命本来就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统制主义倾向，因为这里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自强政权，必须有自我规定的国家任务，其以整顿金融、确定币制为第一要务。但无论实行已经被逐渐淘汰的金本位制，还是实行尚未成熟的虚金本位制，都需要首先融入透明放任的国际信用体系。如今列强之间渐有壁垒，而虚金本位制需要联系强国的汇率，当以巨金储备于他国为前提，这又需要让渡一部分金融主权。

如此，新生民国的金融改革，完全走进了死胡同。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接连三年提出三份不同的币制方案，有技术层面的准备金制度设立，有与日元联系以发行“金券”的虚金本位制，有以向美国借款为准备金以发行纸币废除银币的金汇兑本位制。但这些方案了无新意，而且不能直面金融主权的让渡问题，且无论亲美亲日，都遭到其他列强的杯葛。况且，当时国内政局紊乱，南北分裂，连北洋内部都互相攻伐。中国的币制问题，终究要到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才由孔祥熙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