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揭秘：蒋介石“两大功”与“两大过”是什么？

日前，杨天石受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之邀，前来做了一场专题演讲。被称为“蒋介石研究权威”的杨先生，面对公众作了个有趣的比较：“在大陆，蒋介石由鬼到人；在台湾，蒋介石则从神打成鬼，再到人。对于蒋介石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他以个人经验，重申“史实比原则重要”，并指出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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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道路：学文、研哲，治史

羊城晚报：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能谈谈您最初接触历史研究以及投身其中的经历吗？

杨天石：我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有一段时期，立志研究唐诗，因为唐诗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我想研究其原因。后来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写的也是唐代诗歌的有关部分。只是在修订该书时，我转到了近代文学组，撰写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文学的有关章节，如黄遵宪、“南社”等的有关内容。

这一时期，我还参加编著《近代诗选》，选注龚自珍、林则徐以至柳亚子等近代诗人的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和中国近代史发生关系的开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探讨这一思潮在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那是在研究南社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机关刊物《新建设》2005年第2期。这样就渐渐向哲学、历史方面的研究靠拢了。

羊城晚报：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非科班出身，但不同学科的背景充实了他们的历史研究。您今天的工作有多少受惠于自己的背景？

杨天石：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对拖拉机手进行短期培训的农机学校，两年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文革”期间，主要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

1972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哲学史知识读物《王阳明》，印数高达30万册。1974年我又应邀参加近代史研究所的协作，编选“南社资料”。继而在1977年，我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其形式是“义工”，不转关系，不拿报酬，不减轻在原单位的工作。直到1978年4月，我被正式调入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

因此，我的道路大略是：学文、研哲，治史。为什么如此？可以说，一是个人追求，二是命运安排。学文，使我有较好的文字功力，懂得如何做学问，如何做考据、校勘、注释；研哲，使我学会思考。这两方面的经历都使我在治史时受益无穷。

羊城晚报：有资料称，您在大学时因勤于读书，被视为走“白专”道路。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研究有影响吗？

杨天石：我在北大的时候，确实曾被视为“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但我并没有因此改变一辈子做学问的志向。相反，却加强了奋斗不止的决心。小说《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有句话“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一度成了我的人生格言。

羊城晚报：在成为历史学家的道路上，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杨天石：在研究历史的道路上，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新对我影响最大。我学的是文学，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个中学教师，但是李新先生毫无犹疑地接受我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又让我主编第二编第五卷。他主张以朴素的语言写作，批评我的文风如“老太太头上插花”。他主张写历史，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写些套话、废话，但是不能写一句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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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坚持认为史实比原则重要

羊城晚报：您研究蒋介石的第一篇文章《中山舰之谜》发表于1988年，受到胡乔木的肯定。从那时起，您对蒋介石的研究似乎也一直和时代社会、历史学界的转变同步。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杨天石：这篇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后，胡乔木曾几次对中共党史学界讲话，夸奖这篇文章真正解开了“中山舰事件”的谜团，具有世界水平，希望党史学界学习，也写出这样的文章。不久，他在接见我时，也特别提出：“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我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重视，主要原因在于，我没有采用无根据的、想当然的旧说，而是从可靠的史料（包括蒋介石日记）出发，做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