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域歧视：官方妖魔化四川人 为推行暴政找依据

宋真宗时期，南方人中有吏能和才干的、能够对北人构成威胁的人，从人身到人格都被北方人妖魔化。王钦若和同为南方人的陈彭年（江西南城人）、丁谓（江苏苏州人）、林特（福建顺昌人）、刘承珪（江苏淮安人）走得比较近，被寇准、王旦他们合称为“五鬼”。王钦若因为外貌被嘲笑为“瘿相”，丁谓被嗤为猴形斜眼，刘承珪为宦官，被贬损得更低。陈彭年还被称为九尾野狐，江西德安县人夏竦被视为“奸邪”。其实探访史实，这些人并非都像这些不堪的称号所描述得那么不堪，相反，他们全都是非常具有吏能和才学的，在理财能力、文化涵养和学术造诣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称号污蔑的成分很大，这是北宋政坛南人先行者所付出的代价。

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藞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因为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宋朝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

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千古难题”，北宋时就曾发生过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当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于是，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区分配名额，而江西吉安人欧阳修则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由此可见，分路取人是按区域分配名额，凭才取人则不拘地域额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司马光和欧阳修争论所持观点不同，明显是代表了当时北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但从发挥大规模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方面来看，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的是保证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程度；而分路取人，则有利于提高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宋英宗最后听从了欧阳修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