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国焘叛变后的生活：曾在戴笠手下做过特务工作

正当入席的时候，别的教官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独没有一个人请张国焘入席。张的处境极为尴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后来戴笠见了，才过来请张国焘入席。”至于这个训练班的效果，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训练班毕业的不少“特种政工人员”被派遣潜入边区，不仅不能进行“策反”破坏，反而大多有去无回。他们被延安的保卫部门侦破，有一些竟然“反正”后参加了革命阵营，只有少数人得以侥幸逃出，其中又有几个张国焘认为最得意的学生，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张国焘过去熟识的人，结果也是有去无回。于是，后来的学员无法派遣，只好被派到国民党“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所谓“防共”工作。 

张国焘另外一招是向戴笠建议大肆开展所谓“来归”活动，他以为共产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时难以消灭，此前“军统”等在国统区对中共被捕人员所采取的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中共、迫使叛变等手法效果并不明显，而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七分政治”，即从政治上争取和拉拢，不强迫被捕者实行自首和“脱党”，只须填写“来归人员调查表”。所谓“来归”的含意，即是原为国民政府的公民，后误入共产党，现在又改邪归正了，等等。张国焘的建议，无非是“软刀子”，而所谓“来归”无疑就是“叛变”。为了配合“来归”活动，戴笠又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其负责人也多由中共叛徒担任。此外，戴笠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的榆林、洛川、耀县等地分别设立了陕北、延安和耀县三个“策反站”，并均交张国焘掌握和负责。但几年下来“成果”寥寥，除张国焘原来的亲信等少数人“来归”和被“策反”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对此戴笠大失所望。张国焘后来经戴笠安排，还妄图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进行渗透，也毫无成绩。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原红四方面军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现叛逃）几个。” 

张国焘叛变之后，想方设法为国民党做出“成绩”，他不惜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自首叛变，然而这个“例子”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关于叛变后的张国焘，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写的回忆最多，其中提及张国焘曾劝降一位在重庆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当时张开口便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随即张更是“倚老卖老”，劝说对方加以考虑。不料，出乎意外，对方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临了，张国焘只好支吾其词地说：“我是为了你好。”灰脸走开。（《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的确，叛徒是让人看不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1939年冬天在重庆偶遇张国焘的情节：彼时张国焘在国民党集团中已经失宠，大概是没了专车，张不得已乘“公交”进城，恰好与“八办”工作人员童小鹏在车上相遇。当时张穿戴严实，以防人认出，却被童看破。童不禁暗笑：从前的“张主席”，“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戴笠慢慢对张国焘有了淡漠之心。张为了有所补救，挖空心思，又建议可请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出山”。戴笠和胡宗南觉得不错，竟亲自去拜访陈独秀，但陈独秀根本不愿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炮弹，不得已，张国焘只好亲自出马，迢迢拜会陈独秀，交谈中怂恿陈与他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遭到陈独秀一口回绝。 

当时“军统”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也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表示“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共”阵线上的一块“鸡肋”，又渐渐地，对他也失去了相应的客气和尊重。据说蒋介石曾在戴笠的一个请求报告上直书：“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这真是洞若观火，相应地，戴笠提出在内部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方针”——“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果然，叛徒的根性，以及国民党不予信任的用人方针，最终又导致了顾顺章、李士群、李国谌等案子。至于张国焘，也可谓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其实，就在“军统”内部为防范那些“前中共人员”，专门设有“防奸股”，张国焘所在的“特研室”，秘书黄逸公其实就是被派去监视他的。 

张国焘刚到“军统”时，不仅是戴笠宴客时最受欢迎的宾客，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属，那时戴笠每次请客都带上张国焘，并经常事前向被请者炫耀：“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然而曾几何时，张国焘已然成为戴笠最厌恶的人。有一次戴笠甚至拍桌大骂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生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是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付过去！’”戴笠愤恨之余，经常对部下说：“校长（即蒋介石——笔者注）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戴笠对张国焘翻脸之后，张原来享受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也被取消了。

戴笠如此，又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其他特务，他们都对张国焘蔑视和看不起了。张也进而哀叹道：“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里无什么出路。”甚至那个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中共叛徒出身）也为张打抱不平，他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