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应该超越国共相互攻击的“自我贬抑”抗战史

父亲由于工资太低，又经常出差在外，只有辞去补充团军需职务，前往赣南另谋职业，把我、姐姐、三哥、五弟留在四川江津，进入国立九中，靠政府“贷金”继续升学，从此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 

国立九中位于偏僻贫穷的德感坝，与江津县城隔江相望，竹篱茅舍，照明全靠桐油灯草；伙食很差，虽不能说是饥寒交迫，但常年吃的都是夹杂糠壳、稗子、沙石乃至老鼠屎等的“八宝饭”，物质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但我们有一个好校长邓季宣，他与陈独秀是世交，且曾偕同延年、乔年兄弟前往巴黎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安徽、上海多所中学、大学任教（哲学课程）。他拥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并且标榜“我行我素，我办我学”，以“民族、科学、法治”三种精神的弘扬为办学理念，显然是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并且与西南联大等名校相呼应，因而赢得全校众多师生的爱戴。 

九中有一大批安贫敬业爱生如子的好老师，比如《画魂》原型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就放弃高官厚禄，协助邓校长在穷乡僻壤办学，毅然担任吃力不讨好的总务主任，与陈独秀之子松年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两千多师生的膳食。授课老师大多学有专精，经验丰富，几乎每堂课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激发我们进一步求知的浓厚兴趣。九中还有比较完整的实验设备与丰富的珍贵藏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一套《万有文库》，相当于解放后的《十万个为什么》，它就是我们无声的老师，课堂之外的学校。无怪乎当年学界把九中评价为“模范国立九中”，仅仅存在8年就培养出6个院士苗子，如邓稼先（邓季宣的侄子），就是我们高中分部的学长。与我情同手足同室5年的汪积威（以后改名为汪耕），也在“文革”结束后被评为电机工程的第一批院士与学部委员。我们至今仍然认为邓校长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而九中不仅为我们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习基础，并且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做人。我认为，九中老师也曾为抗战作出卓越贡献。 

但是，九中并非世外桃源，江津离重庆太近，易受政局变化影响。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断掀起新的反共逆流，并且加强推行党化教育。邓校长这样特立独行的教育家，自然要成为首先清除的对象。高一分部是九中藏龙卧虎之地，学生社团、墙报及其他课外活动异常活跃，因此与党化教育格格不入，冲突不断，学潮迭起。CC系反动分子更视为动乱源头，务必除之而后快，因此于1942年元旦在高一分部食堂制造“稀饭投毒”冤案，大肆逮捕进步同学，随即又卑鄙设局陷害邓校长，竟至动用宪兵拘留，逼迫他辞去校长职务，学风优良弦歌不绝的九中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取代邓季宣出任九中校长的是原八中校长邵华，具有国民党中委身份，深受CC系控制的教育部器重。他一到校就摆出一副法西斯统治架势，盛气凌人，专横独断，甚至公开把宪警特务调来震慑学生。他的草书签字很像英文字母mp，因此我们暗中称他为mp（即宪兵military police）。不过幼稚的我却没有想到自己早已陷入他的搜查网罗。1942年暑假，多数学生离校回家或到外地探亲访友，我因无家可归，独自住在空荡荡的寝室。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合肥口音很重的大个头学生，自称是八中被开除学生前来投宿。假期学校管理较松，多有外校学生前来借宿乃至蹭饭者。他成天装成一副落魄受难的样子，经常用京剧腔调吟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我对他毫无怀疑，甚至还非常同情，把他当成可以信任的老大哥，而自己却一天到晚醉心于散文与诗歌的习作。但是有一天听说邵华已来就任九中校长，几位号称已被八中开除前来避难的哥们，却悄悄地前往晋谒老校长。此事他始终保密，我也懒得追问，只是心中已出现疑点。尽管我顺利进入高三上学期，而暑假结束前这几个可疑人物已经消失，但麻烦与灾难却不断降临，我终至被新来的学校当局“勒令退学”，连同一寝室的汪积威、周承超也未能幸免。

我们三人在高中阶段始终住在同一寝室，因为都很勤奋好学，喜好清静而厌恶喧哗。周承超比我们大两岁，由于家庭原因，旧学根底较好，常在课余带领我们攻读《四书》，练习书法，宛如一位循循善诱的兄长。他用颜体大字书“爰居”二字，贴在寝室的门楣，寓意是我们如同暂栖他乡的海鸟。这是自取的斋名，而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就是狂妄。其实周、汪都是安分守己的优秀学生，一侧重于文，一侧重于理。只有我醉心于文艺写作，并且经常为上一年级的学长在墙报上写点散文或画点漫画。这个年级的同学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几次学潮都由他们带头，所以成为邵华铁腕统治的重点打击对象，而我也因此受到牵连，连承昭与积威亦遭波及。 

不过他们两人的结局都较我稍好。承超的官员叔父乘冯玉祥专程来九中演讲动员募捐支援前线，托他亲自向邵华说情。邵华对冯一向敬畏，立即同意撤除开除处分。但承超亦未继续留在九中，暑假以同等学历考取中央大学中文系，与唐德刚同班并成为密友。积威没有什么显要家庭背景，倒是校内有位教官，怜他年幼好学，主动向校方说情，结果只是调往另一高中分部，总算完成正规学业，并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以后成为上海顶尖科技专家之一。只有我受害最大，转学计政班以后又再次被开除，一度浪迹川江运粮船上。当时知道此事的人们大多同情我年幼受苦，其实我却不以为苦，自认为已经近似高尔基的童年遭遇，正好可以增加社会阅历，将来或许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甚至瞧不起当时颇为流行的《嘉陵江上》歌曲作者，认为他只能独自在江边徘徊喟叹，而我却是在汹涌的川江中与贫穷船工同甘共苦。但这种苦中求乐也未能延续多久，1944年深秋我从泸县运粮回到朝天门码头，一下船就被三哥开诚抓住，原来他在此地埋伏已久。好心的亲友把我安排到粮食部重庆仓库，以临时雇员名义抄写公文，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