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知青在兵团告御状：一纸御状告到李先念那

想到这里，我问老陆：“你在兵团不停地上书反映在基层连队看到的问题，在连里的日子不好过吧？”

陆建东说：“压力是有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还不小。老郎这个人很精明。他文化不高，知青送给他张大千的画，那是国宝啊，这老兄给当窗户纸用了。但是他待人处事有一套，很会交朋友，和连里的一批知青关系处得都不错。现在他到几个城市转转，还受到热情接待，好吃好喝的。

“我向团里检举他以后，得罪了一些战友。在食堂吃饭时，有的女知青过来往我的饭盒里吐口水。有一次我还挨了黑龙江知青的拳脚。我不怪他们，现在大家还是好战友。但老郎欺负女知青就不行，我就是要告倒他。在原则问题上我这人不懂得让步。”

我说：“从这件事上，是否也能看出兵团现役军人的一个侧面？军人中有不欣赏你的，也有能和你沟通的，而且兵团对你的每次上书都是有反应，有动作的。在这些动作中，我看不出任何打压和迫害的味道，这应该是军人管理的一个正面体现。如果你处在‘极左’的农场运动环境中，我想你这么干的结果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陆建东会意地笑了：“是这样的。只是现役军人不常驻连队，很多知青看不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有政治素养，也有很强的思想能力，特别是兵团这一级的干部。

“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兵团的军人对知青告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把他们归为一类肯定不切实际。张政委对我的表扬、韩处长和我的交流、鲍副参谋长的委婉拒绝、王副司令员的一言不发……反映出不同的军人在面对同一个‘刺头知青’时的不同态度。

“我这人也有欠缺，性格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有不足。比如王统副司令员来5连，明显就是因为我给兵团上书引来的。我熟悉连队，他洞察全局，如果我能对他尊重一些，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上一次，一定会互相学到不少东西，可惜我没有做到。

“平心而论，我没有因为‘砍红旗’受到本质性的打压。把指导员告倒之后，我被调到连队学校教书，以后又到三分场的中心学校教高中语文、历史和地理。

“至于上山下乡，我觉得不管是说好好好，还是说坏坏坏，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去总结和研究。我深爱北大荒，爱那里的纯朴的乡亲。说起知青的经历，我觉得是我们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财富。不管我们现在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健康还是患病，事业有成还是一般般，我们每个人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