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眼中的杜润生：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但是，毛泽东找错了人啦。在合作化问题上，熟悉农村现实的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不主张急躁冒进。老杜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现在又让他们给“合作”出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让出去。

老杜和毛泽东的分歧就逐渐表面化了。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老杜，都只好分别做出检讨。

这样，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老杜则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个人生关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老杜遭遇到第二次大考验，是“反右”和“文革”，那时候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反右”时，他当秘书长，他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整个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好像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他保护了一批人。“文革”时期，他也挨整，但他还是力所能及的保护科学院的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批斗。这个人是才子，也爱惜人才。

农村改革时期，老杜当国家农委副主任，主任是他的在中南局的老搭档王任重。王任重对“包产到户”不赞成，当然，那时中央有些高层领导也不赞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产到户”。这样，他这个副主任就很难的。不过，老杜很有智慧的，他很沉着，一步一步地寻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产到户”的口子给撕开了。后来又陆续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起来。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这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1989年春夏，这个一贯温和的老人却那样的坚决，这是很少见的。退下来以后，他思考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动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这些话题，他和我常常聊。我们请他当顾问，可以让老人多发表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个“政治高参”。

杜导正所罗列的杜老的“履历”，那样生动，简明扼要，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当我听到杜老在九十寿辰答谢辞中说自己“苦劳多，功劳少”时，不禁莞尔：这老人家真是太谦虚了。

砖塔胡同杜老的办公室，不宽敞也不明亮，台灯需要常明才能溶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拥书城，倒显得他有些矮小了。办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是一把镶嵌着玉石的躺椅。杜老说，他不知道是玉石还是石头，价钱不重要，但很珍贵，因为这是与他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这是农民对我老杜工作的一点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说。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黄春秋》顾问的邀请，从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我们的顾问。他不是那种“顾而不问”的人，大到为我们办刊出谋划策，小到约稿子，兢兢业业，以至于有人说他在办《炎黄春秋》。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杜老还特意说：办炎黄的，不是我这个杜，是我的同乡，那个杜（他指着杜导正说）。“那个杜”说：是俩杜。你是顾问嘛。俩杜孩子式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而对我来说，自从这次与杜老相见后，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历史“活化石”。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编稿子，遇到问题就向老人家请教。此外，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访。

在杜老九十寿辰时，杜老的老部下刘戡在发言中说，国务院一位领导说过，杜老一生是不顺的。1955年不顺，1989年不顺。在这“两个不顺的年代”，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说的“苦劳多，功劳少”的话。所谓“苦劳多”，大致是指这两个不顺的时期，付出劳动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苦劳”又何尝不是历史进步的一份“功劳”？至于“功劳少”，但就他十年不遗余力的进行农村改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大功劳”。

“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参加革命后，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而就中共历史来说，“左”、右之间，往往成为一条评判这个组织成员的一条线，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说，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权后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风审干以及土改时“左”倾之风盛行过，其他历史阶段还基本上算是平稳。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来，就“左”风不断，基本上是在折腾中过来的，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过结论的。

作为中共组织的成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身处“左”、右漩涡中如何取舍？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换句话说，是党“左”的时候我“左”，而党右的时候我右——这是党组织对成员的要求的结果，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加以苛责。但是，唯独杜老能够说出或者说敢说出“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这样的话，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点，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