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眼中的杜润生：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编者按】

10月9日，澎湃新闻从杜润生家人处获悉，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徐庆全2012年曾发表题为《“三多三少”杜润生》的文章，讲述了与杜润生先生结识的种种故事。2015年春，因筹备新书出版，徐庆全对该文重新修订，题为《我眼中的杜润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全文刊发。

2003年7月18日，为庆贺杜润生先生九十寿辰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杜老有一个答谢辞，他诙谐幽默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九十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九十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全场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答谢辞中，杜老还对自己七十年的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以我对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条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第二条实实在在。我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如今，十二年过去了，杜老也从颐寿（古人以百岁为颐）奔茶寿（108岁为茶寿）啦。他在北京医院安静地躺着，与外界的世界基本上隔绝；但，风声雨声滑落过，历史的册页却历久弥新，他常常从那里走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苦劳多，功劳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润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份“白头资料”，内中有对“四大自由”的甄别文章。对“四大自由”的批判，是幼年浸淫我们记忆的——那时的理解是革“资本主义的尾巴”，或者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所以就很有兴趣地翻看，然后就看到了“杜润生”三个字，并说这种观点是当年他提出的。

那一年，正是杜老主持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时。即使在大学象牙塔封闭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改革的欣欣向荣，但毕竟对农村改革有一定的距离感，对杜老在这场引发中国深层次变革的农村改革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说不甚关注。所以，“杜润生”三个字，只是随风飘来或者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度过了1989年的春天，度过了1989年的夏天，这年10月开始，高校开始整顿学习，我又一次和“杜润生”三个字相遇，他在我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当然还有另外三个人：于光远、李昌、李锐。记得当时在整天学习中央精神但也常常无所事事的氛围中，我还泡过几天图书馆，专门查这四个人的资料，特别认真地看了杜老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书。

从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润生”这个名字在媒体上逐渐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看重。这种看似有趣的悖论，其实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悖论还在于，这个人名字愈被遮蔽，他的民间的口碑中传得就愈响亮。譬如，杜老的同乡杜导正，以及他身边的朋友们，就经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见杜老，就是和杜导正一起去的。

小杜老10岁的杜导正，在我眼里当然也是“老”。他一谈起杜老，就常常话题收不住。杜导正自称是“农民记者”，他称杜老为“农民干部”；两“杜”俩“老”俩“农民”，关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

“俩杜俩老俩农民”——杜润生和杜导正。2008年第十一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我采访杜老的《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封面标题为：《杜润生谈包产到户的高层争论》）。11月8日，我陪同这老杜导正去看那老杜润生，俩老兴致勃勃地谈，我趁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我这山西老乡很了不得啊。”杜导正说。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已经当了8年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一天，杜导正告诉我，要带着我见一个人：杜润生；目的是请他担任《炎黄春秋》的顾问。

蓦然，十年前对杜老那份敬重又涌上心头！十年后居然有这样的机会去拜见他，顿时有三生有幸的感觉。

一路上的话题，都是关于杜老的。

杜导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说：“老杜这个人：（1）大才子；（2）大节不亏，站得住；（3）改革开放有大功劳。”

杜导正说，老杜，“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时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秘书长的，资历相当老——“老资格的”。

1948年中南土改时，杜润生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没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就因为他在土改的表现，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老杜两次被毛泽东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开始逐渐偏离“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针，准备推行农业合作化，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杜调北京，担任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