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诗玲谈鸦片战争：英国大多数人遗忘了这场战争

新京报：你这本书的脚注很有意思，它们不只是提供文献出处，还可看出与读者对话的努力。这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蓝诗玲：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中立是十分困难的。这些大事件让人如此震惊：英国打了两次大战来保护一种催人上瘾的麻醉剂的非法贸易；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动未经国会的同意。我在写作过程中，我内心在强烈地批评英国政客、军人、商人的虚伪与贪婪。另外，有时候，不同的原始文献会呈现出对同一事件的矛盾记述。我最终试图在我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展示出更多的原始文献：尽我所能地在正文与注释当中呈现这一历史时段当中更多的声音，这样读者便能独立地判断他们读到的人物的动机和道德，摆出原始文献正为了协助他们判断。我还想提到的是，我有幸遇到一位专家学者来翻译我的书；他花了很大精力来研究我的注释。

新京报：这本书的英文版2011年出版后，你是否收到了一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蓝诗玲：我有幸得到许多关于此书的颇有见地的反馈意见。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我从读者那里知道，鸦片战争在英国为人所知甚少，我感到特别惊讶。同时，我也了解到，英帝国鸦片贸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极少为人所理解、所记忆，我也甚感惊讶。与我的读者、评论家一起讨论这种记忆和理解的缺乏，那是非常有益处的。

谈道德舆论

为了辩护鸦片战争，主战派们在公共舆论中将中国魔鬼化，创造出一个狂傲的中国形象，这样的负面形象被利用，腐蚀了国家决策的道德底线。

新京报：“绪论”提到律劳卑的故事，很有意味，在他身上，既能看出他个人对于英帝国军事实力的自信与骄傲，也通过他呈现了清政府作为主人的傲慢。这时候，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英国，战争似乎并不是议事日程中的事情，甚至到1839年，仍然如此。那么，暴力成为主导，双方迅速走向战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蓝诗玲：我个人感到，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从英国政府在1840年是否派遣舰队到中国的私下讨论中便可清楚地知道，英国决定参战基本上是由于政府亟须弥补其经济损失。那时林则徐在虎门烧毁了大量鸦片，此前义律告诉英国的鸦片商人，英国政府会为他们的损失买单。同样清楚的事实是，正如黄宇和在《鸩梦》中所解释的那样，英国政府强烈需要通过鸦片贸易而征得的税收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这始终关涉经济，直到因惧怕清政府又一次制裁非法鸦片贸易而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人所知的是，终止第二次战争的条约正是强迫清政府将鸦片合法化。因此，鸦片与经济上的焦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引发战争的过程中，新闻宣传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这其中，美国人创办的《中国丛报》开始认为吸食鸦片“结果只有死路一条”，但1834年后，它为英国在利益冲突中的行动抹上了正义色彩，帮助占据道德制高点。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如果能称之为“转变”的话？对于整个鸦片战争来说，类似的宣传有何影响？

蓝诗玲：关于鸦片战争的媒体论辩在英国和美国都对其大众理解这场战争及其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惊讶于在英国对于鸦片贸易、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两次鸦片贸易的设想都有着如此之多的反对声音，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的公共讨论之中。很多人感到，英国政府为了保护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正在犯极为严重的罪行。

同时，辩论中另一阵营的人，即主战派们，也撰文论证他们的观点，而他们讨论此宗事件的方式也对英国大众关于中国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些支持战争的人（主要是商人）尝试论证英国拥有道德的理由才与中国发生战争：他们声称，英国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并非是为了保护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而是因为中国是“傲慢的”、“排外的”，需要武力迫使其向“进步”与“自由贸易”开放。另外，他们又指责中国挑起了这场冲突，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自然会如此希望）渴求掌控其疆界与贸易。主战派们极其虚伪地说道，与中国的战争终究让中国受惠，将把中国带入到“自由贸易”的“现代”国际世界。为了辩护鸦片战争，主战派们在公共舆论中将中国魔鬼化，创造出一个狂傲的中国形象，可悲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切被证明在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里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