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因何被国民党捕获：其领导已腐化被捕即叛变

■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报告》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一段话似乎说得绝对了一点，但却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真。个人私生活和革命大节之间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把众多烈士和少数叛徒加以比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烈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热爱生活，眷恋亲人，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以及许许多多烈士的遗书遗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几个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李文祥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而终于下水的。李文祥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三人被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并宣布了叛变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是上级出卖)，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已经转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这么多年(他常说，早年就作过县委书记)，眼看胜利了，自己却见不到。我死了对革命也没有帮助；参加工作(当特务)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刘国鋕针对李文祥和冉益智说：“这种人连叛变也能讲出一大套道理！”令人不胜叹息。

据狱中了解情况的同志揭发，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对此，《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是“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就是投机分子的典型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者，这不可避免，也不足为怪。革命队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是件好事。问题是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每个参加革命的人要自觉改造思想，真正树立革命人生观。地下斗争、武装斗争和监狱斗争是真枪实弹过硬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平时有虚假，关键时刻就要大暴露。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个小角色，却是投机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个青年学生，追求南开中学一位女同学，但女方却看不上他。在当时进步潮流的推动下，他到华蓥山地区参加革命，做群众工作，想镀一层金，积累一点政治本钱。在乡下表现甚是积极热情，又颇能说会道，被发展入党，甚至当了联络员，了解不少情况。等到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溜了。回到重庆后忙着追女朋友，以下过乡为资本，信口吹牛。他为刘国定出卖后，一被捕就叛变。他带着特务四处抓人，当了军统的中尉。

■革命中的考验是非常残酷的，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叛徒蒲华辅、涂孝文没有经受住考验而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典型

《报告》指出：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大多数同志是经受住了这种考验的。例如，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杨虞裳(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在受刑时对特务说：“我现在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而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却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蒲华辅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务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他们先后被押解到重庆，先在集中营内的杨家山受优待，后来关进白公馆。在狱中同志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客观地讲，他们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失足”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作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可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报告》指出：狱中同志“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则必须是自觉地、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

■狱中同志把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教训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认为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领导人是从右摇摆到“左”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截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狱中部分同志认为，随着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川东党组织发动农村武装斗争时，“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至于“隐蔽”方针的贯彻执行是否右了，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是否“左”了，至今在当年亲历的老同志中和党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里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这一个基本观点很是难能可贵，有着深远教育意义。

■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叛徒和特务终于没有逃脱历史的惩处

烈士们牺牲前，强烈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严惩叛徒特务。被点名要求缉拿的直接虐杀革命同志和参加实施大屠杀的特务有：毛人凤，军统特务总头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直接秉命于蒋介石策划大屠杀；徐远举，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主持者；周养浩，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雷天元，二处科长；左志良，二处科长；张界，二处主任法官；陆坚如，二处科长；漆玉麟，二处行动组长；李磊，渣滓洞监狱看守所长；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管理组长；白佑生，渣滓洞监狱前训导组长；陆景情，白公馆监狱所长；杨进兴，白公馆管理组长；张鹄，白公馆监狱前所长。点名缉拿的叛徒有：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骆安靖。这些曾经疯狂一时的特务叛徒，除毛人凤和陆景清、雷天元逃往台湾以外，其他人员在大陆解放以后全部被捉获。

总之，“狱中八条”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它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仍有一定的现实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