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述悲惨遭遇：因过去经历没人娶 一辈子不痛快

核心提示：张双兵走访的第二个老人就是羊泉村的刘面换，她15岁被日军抓走。她的事情村里人都知道，当时家里用了100多头绵羊才把她赎回来，但因为这段经历没人肯娶她，只好找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鳏夫，“一辈子心里就没痛快过。”

张双兵看望慰安妇。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9月2日A6版，作者：胡亚平，原题为：《33年寻访慰安妇起诉索赔者仅一人存世》

张双兵，62岁，一名退休的乡村教师。

教了一辈子的书，上级领导对张双兵的评价是“不务正业”，村里人说起他：“是个爱搞事的人。”身为一名教龄将近40年的老师，他的教师职称仍然停留在初级，似乎印证了领导们“不务正业”的点评。

但是，这名朴素的乡村教师在过去33年却将一件事情坚持了下来，从1982年开始寻访、记录第一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慰安妇的遇难经历开始，直到今年，他仍然还在继续这一工作，只是笔记本上的编号已经由1变成了127，其中最后4位受害者是今年找到的。而此时，张双兵已经退休多年。

33年的寻访，20年的对日索赔，历史对于这段苦难战争中的慰安妇始终没有一个交代，而张双兵也从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变成了鬓白的老人。

去年4月，88岁的老人李秀梅去世后，当年起诉日本要求索赔的16名慰安妇中就仅剩下89岁的张先兔一人独存于世。

“曾经非常努力过，但是，这辈子可能盼不来一个说法了。”张双兵说。

文、图/广州日报特派山西记者胡亚平

8月，张双兵刚刚结束了自己50多天的剧组生活回到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羊泉村的家中。那是一部名为《大寒》的电影，他在电影里扮演“张双兵”，就是他自己。这是一部讲述他寻找慰安妇之旅的电影，“很紧张，没演过电影，演自己也经常NG（没有通过）。”

33年走访127名慰安妇

6月拍戏、7月底回来、8月份带领两位山西籍受害者家属赴韩参会，探讨合作对日索赔事宜……张双兵整个夏天日程安排满满当当。

其实，过去30多年，夏天都是张双兵最忙的时光，他拿出暑假大段大段的时间寻访慰安妇、整理材料、联系索赔。“1995年夏天，光是北京，就去了7次。”张双兵说，当时正在忙着对日起诉。

寻访慰安妇这件事有时候也让张双兵背上了别人对他的一些功利的猜测。“管不了那么多，随他们怎么想，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除了一名来自河北的慰安妇，张双兵寻访的126名慰安妇仅仅来自这方圆不过近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个人能力有限，财力有限，去不了更远的地方，但仅仅这些地方已经有如此多人受害，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根据1993年公布的一个公开数据，当时预计在1941年~1943年间，有近10万名慰安妇遭日军迫害，到了1995年，这个数字增加至20万人，“我估计最少有40万，当时每个据点是10个女人左右，一般情况下是1~2个月要换一批慰安妇。”

33年来，张双兵记录下来的127个关于慰安妇的历史记录，全部是罪孽深重、血债累累的罪证，然而这正义始终无法伸张，成了张双兵心头沉重的负担。

知道能索赔哭着说出往事

1982年，29岁的张双兵还是一个年轻的语文老师，他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仅源自村里老人的口述，“老人们说起日本鬼子都是咬牙切齿，但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具体有多坏，直到我遇见了侯东娥。”

“她年轻时很漂亮，村里人都叫她‘盖山西’，也正是因为太漂亮，40年前日军占领盂县时，她就遭了大殃。”张双兵的坚持，让后人知道了侯东娥曾经遭遇过的惨痛经历。

“很多老人都选择避而不谈，尤其是侯东娥。”这个两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的女人，还遭遇了被丈夫抛弃、孩子饿死、自己丧失生育能力的厄运，到上世纪80年代，依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没有孩子供养自己，只能和第二任丈夫李五百住在窑洞里，炕上是破烂不堪的草席，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可做凳子的木柜子。

“第一次向侯东娥问起慰安妇的事情时，她顾虑很多，对那段耻辱经历，丝毫不愿透露。在农村，女人把名声看得比天还大。”张双兵说，那些被日本兵凌辱过的老人，都在别人的指指戳戳中活了一辈子，“谁愿意和你谈这个事？”

老人不说，他也不敢深问，但是暗自留心开始搜索资料，谁知道这一等就是10年。

1992年5月31日，张双兵在《山西日报》看到一篇介绍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张双兵得知慰安妇可以向日本索赔，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侯东娥，立即买了几包大槐树香烟就去西潘乡找侯冬娥。当张双兵突然告诉老人，承受的苦难可以得到赔偿时，侯冬娥面色难堪、左右为难中，思量再三，一边哭一边和张双兵说起了这段50年前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