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最先提醒王震 汪东兴搞两个凡是针对邓小平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马立诚，原题为：《“两个凡是”的兴起和落败》

老左派的反对与抗争，贯穿了改革开放全过程。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一直坚守传统信条，无论是穷是达，始终坚持己见。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些人则是翻云覆雨，随时变脸，利益算计，深浅莫测，这就另当别论了。当然，不论动机如何，他们都有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的作用。

30多年来，老左派的抗议声无日无之，但就其影响力和波及面而言，有四波较大的浪潮。第一波是“两个凡是”的兴起和落败。

1977年2月7日，当《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时候，每天忙于柴米油盐的老百姓，并没有在意社论中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泽东刚刚去世几个月，造神运动的余威还遮蔽着大伙儿的思考。这都是日常听惯了的老调，有啥稀奇？

然而，日夜思虑国家大计的一些高层敏锐的人士，看出其中玄机。这篇社论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交给宣传口负责人耿飚的，强调不准动一个字。耿飚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要求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

但是，意见归意见，还要服从上级。《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用了特大号字体，全国各地报纸也在同一天用同样字体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此文当然经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

此为“两个凡是”正式出台。

“两个凡是”出台并非偶然，这是华国锋当时治国的指导思想。在上一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不久，26日，华国锋就对宣传部门作了四点指示：“1.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两个凡是”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几天，华国锋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里的“已经去世的”，当然是指毛泽东。华国锋在这个批示中要求逮捕和镇压“谣言制造者”。根据这个批示，各地都抓了一些人，把质疑毛泽东的声音压了下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当时《公安六条》还未撤销（1979年2月才撤消），其中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孙长江曾说，当时《公安六条》还未废止，那个时候谁要批评毛泽东可不是闹着玩的，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一个月之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给文件起草人讲话，中心意思是要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对待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

但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却对文件起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说，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二是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两边唱起了对台戏。在会议进行中，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

显然，叶剑英等人的意见违背了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就在一年前的1976年4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元老压力下，华国锋让了步。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汪东兴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戴上了紧箍咒。

据《往事》杂志主编郑仲兵回忆，“两个凡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并未十分注意。朱佳木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对邓力群谈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力群接着找王震，对王震说：你知道“两个凡是”吗？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小平了解了情况之后，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片言只语当作处理问题的依据。

5月24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进一步公开挑战“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邓小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由于民意和元老们鼎力支持，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正”职务。

然而，过了几天，在8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所作的报告仍然以“两个凡是”为基调，盛赞“文化大革命”。他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赞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他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甚至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表明，“两个凡是”还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在十一大上，汪东兴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中国的进步费尽周折，解决“两个凡是”还需要新的回合。

1978年5月，一场牵动全局的进攻开始了。力图开辟新时代的改革者终于找到了攻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就是由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大力支持下，孙长江、胡福明两位作者合作的这篇文章，于当月10日发表在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第二天，《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文。

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关心时事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话针对性很强，是冲着“两个凡是”来的。新时代起航的汽笛鸣响了。

当然，对方的警惕性也很高。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1日当天晚上11点，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选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即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同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说，这篇文章有问题。

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等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18日晚上，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集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这篇文章，要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听说此文引起很大争论，就找来一看。30日，他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讲话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正确不正确。

但是汪东兴坚守阵地。6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会议上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且几次点名批评胡耀邦。他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和曾涛，要他们二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组织撰写的，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坚决支持。30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这些文章都是反击“凡是”派的。

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论战初期却采取抹稀泥的态度，实际偏向“两个凡是”。他在社科院大会上讲话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指真理标准讨论）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

6月20日，胡乔木去了胡耀邦家里，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分裂。

胡耀邦不同意胡乔木的意见。

到了7月份，汪东兴仍然寸步不让。他在山东视察时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这当然是不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份，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最终，在11月11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当然很有价值，但当时“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转移不了。

会议开始，陈云、谭震林、聂荣臻、萧克、康克清、宋任穷、肖华、胡耀邦、杨得志、陈丕显、万里等元老纷纷开炮，要求首先解决“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得到与会者强烈反响和积极呼应，会议议程脱离了华国锋的控制。陈再道、李昌、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等人发言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事件。

11月14日，华国锋再次做出让步，批准《北京日报》刊登报道，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防线被攻破。

25日，陷入被动的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两个凡是”的防线基本崩溃。

自26日起，会议转而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吴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邓小平、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主要由我承担。

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还说：“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命题。

至此，“两个凡是”落败，改革开放的航程正式启动。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批评了毛泽东晚年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完全错误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西单墙出现的一些大字报对推动思想解放发挥了作用。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任编辑。1978年12月15日下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参加一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是讨论思想解放，每逢双周星期五下午举行。当天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会上，他和我有一番对话，他要求《中国青年报》选登一点西单墙的大字报，并让我回去向报社负责人转达这个意见。后来，虽然报社几经考虑没有选登大字报，但我对邓力群力主思想解放留下了很深印象。不料，邓力群不久之后即转向“左”的方面，而且成为主将。这个现象值得研究。1979年12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大字报从西单墙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