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缅甸警察殴打中国外交官并造成人员伤亡

但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火化父亲的尸体。要想火化尸体必须从死者家属的单位开死亡证明。住在父亲家的三哥朝辅被他的工作单位西安电影制片厂打成反革命，正在北京藏身，帮不了什么忙。外交部极为混乱，没人负责，姚登山领导的激进派掌管了一切。我必须尽快行动，因为天气很热。这时向同帮了忙，她向她的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红十字会的两派都拥护周总理，他们知道我是周总理的翻译，就开了我父亲的死亡证明。

火化了父亲的尸体，带回骨灰后，我又回到外交部准备更糟的事发生。但造反派们没空儿理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保皇派”，他们策划着更大的行动。

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极“左”分子，主要是六一六兵团和红旗造反团的年轻人，决定冲击外交部，以支持外交部的过激分子，并帮他们把所有“保皇派”清除出外交部。很快几百名年轻人叫喊着聚集在外交部大门外要求进来，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这些还有头脑的人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些极“左”分子冲进外交部。在所有国家，外交部还有其他几个部如国防部，掌握着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机密，这是个常识。如果这些狂暴的年轻人冲进了外交部，就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自动和几百名外交部官员一起用身体阻挡极“左”学生们进入外交部大院。但学生们人数众多，也更身强力壮。很快他们就用力冲开大门，逼得我们不断后退，然后他们突然全力冲破了我们的防线，冲进外交部。姚登山一伙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他本人进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

巨大的恐惧和担忧笼罩了我们。我们害怕无法弥补的损失很快降临我们的国家，也防备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些“保皇派”身上最坏的事。但姚登山一伙忙着更大的阴谋，暂时没空儿对付我们。

一系列极“左”行动开始了，首先就是抓住和批斗陈毅元帅本人。极“左”分子们试图冲击人民大会堂，总理站出来了，义正词严地宣布，如果他们胆敢冲击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元帅，他们只能从他身上跨过去。总理的话使极“左”分子们犹豫了一下，他们于是和总理商量。总理同意他们召开一个批判会，总理将和陈毅元帅一起出席这个会。

会召开了，总理耐心地坐在那儿听了几小时。当他刚起身去卫生间时，几个极“左”分子一下冲上讲坛企图把陈毅元帅拖下来。陈毅元帅的卫士宫恒征同志手疾眼快，迅速把陈毅元帅拉下台，护送他钻进汽车走了。

揪斗陈毅元帅的阴谋破产，但姚登山一伙仍牢牢控制着外交部，策划冲击外国使馆，支持南方的极“左”分子直接进攻香港。

他们先后冲击了苏联、印度和缅甸使馆，行为极端恶劣。他们先朝苏联大使馆大喊大叫，肆意辱骂，然后把苏联使馆所在街的街牌改成反修路。又沿着原东交民巷游行示威，把街名改为反帝路。他们认为印度是帝国主义者的马屁虫，就砸烂了印度使馆的玻璃。这些行为完全破坏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外交使团应该享有的外交豁免权。但姚登山一伙的行为继续升级，甚至波及国外。

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我国驻各国外交使团的极“左”分子们也加紧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狂暴行动，这些行动都严重违反了外交准则。在伦敦，激进的中国外交官员冲上街头，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和警察扭打起来。在仰光，中国外交官挑起了和缅甸警察的流血冲突，中国人员在仰光的伤亡报告在国内引起极大义愤，姚登山一伙计划冲击在北京的缅甸大使馆。

他们的行为引起外交部很多头脑清醒的同志们的警觉，和许多“保皇派”一道，我们试图扭转这种暴力行为。但我们找不到领导人来支持我们，那时外交部部长和副部长们全都被赶下台，唯一负责的人就是姚登山。

我们一群人进了姚登山的办公室，呼吁理智和克制，争辩说尽管缅甸警察违反了有关外交豁免权的规定，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外交准则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但报复行动不应包括也去破坏缅甸外交官在中国的外交豁免权。

姚登山根本不理我们，继续指挥冲击缅甸使馆。我们很绝望，但仍继续呼吁克制。姚登山表现得好像办公室根本没有我们这几个人，继续向不断进来接受命令的造反派发布指示。造反派已经在缅甸使馆大肆打砸，并开始抢劫。听到报告抢劫开始时，姚登山突然变得很严厉，严肃地宣称：“注意！我不能容忍抢劫！砸烂那个地方，但不许抢劫或偷窃！”我们看到再和这个人争辩下去没有用，就离开了，为砸烂一个外国使馆的严重后果而深深担忧，而这种荒唐的命令竟然是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人直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