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缅甸警察殴打中国外交官并造成人员伤亡

核心提示：在伦敦，激进的中国外交官员冲上街头，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和警察扭打起来。在仰光，中国外交官挑起了和缅甸警察的流血冲突，中国人员在仰光的伤亡报告在国内引起极大义愤，姚登山一伙计划冲击在北京的缅甸大使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冀朝铸，原题为：火烧英国代办处，原载于《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

在中国，大多数大使和代办们都是“保皇派”，而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并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总统苏加诺被罢黜，一个军事集团统治了国家，几万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杀头。代办姚登山受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鼓舞，决定造印度尼西亚新政权的反。结果他被拘留，然后被驱逐出境。从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中断了20多年。

姚登山作为英雄回到中国，同时受到毛主席和江青的接见。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回到外交部后，联络站人员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于1967年春成立了自己的两个革命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

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组织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91位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颂扬陈毅元帅，批评联络站。那以后更多人参加了新组织，使联络站进一步陷入被动。

但是，1967年8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刚从武汉军区短暂的拘留中解脱，作为英雄回北京后，接见了联络站的领导成员，责骂他们对外交部的走资派和“保皇派”太软。他还煽动说只有手中有了权，他们才能享受荣华富贵。这等于给这些造反派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立刻阴谋全面接管外交部。但同时，他们对和王力的会见保持绝密，不透露半点儿风声。

1967年的夏天异常闷热。我父亲开始患感冒，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在往常，我本可以马上送他去医院。但在那时，这几乎不可能。在这个“革命年代”，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我由于已被打倒也不能从外交部要车。但真正使我不能送父亲去医院的原因，是那时所有医院都被红卫兵接管了。红卫兵把水平高的医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赶去扫厕所，一些二把刀在看病。翻译处俄文组的一名年轻翻译有一次对翻译处的同事们吹牛，说打倒了那些不可救药的走资派医生后，红卫兵成了医生，他自己都有权给一个重病患者动手术。他说给病人开刀并不像那些走资派们说的那样复杂，任何有革命热情的人都能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这使我们都觉得，父亲还是留在家里恢复健康的机会更大。我的三嫂是个护士，她给我父亲注射了几针抗生素。但我父亲病情恶化，终于在1967年8月17日去世了。

我长大成人后很少哭，但这次我痛哭了一场。我父亲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我的偶像。尽管他胆子小，但终其一生都很正直。他对所有生命的怜惜，对祖国和人民不变的爱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信念都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些也是我恪守的信条。他有过荣华富贵的时候，但在北京的家中去世时很清贫，只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守在身边。

外交部的局势急剧恶化，王力对联络站的煽动传到了每个人耳中。姚登山违背总理关于外交部不能夺权的明确指示，在联络站几个最激进分子的协助下，搞垮了整个外交部的领导层并掌管了大权。

攀险峰和造反总部两个新组织被解散。我被解除一切职务，这也意味着不允许我再为总理或其他人当翻译。我要写检查，还要准备进一步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