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袭来时，周恩来没有思想准备，对“文革”很不理解，是被动卷入的。但是，出于长期以来由衷地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尊重，周恩来当时对“文革”是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对《五·一六通知》的真正含义，对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段话，特别是对其中所说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矛头所指，周恩来当时也是不清楚的。

    综观“文革”期间的周恩来，虽然他处境异常艰难，但是，他既不借故隐退，也不公开反对，而是力挽狂澜，相机抗争。一方面，他对“ 左”倾错误造成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千方百计地设法加以约束和限制，以尽可能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他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以遏制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图谋。

    周恩来确认，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认识，周恩来在“文革”中都想方设法尽力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1973年秋，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　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开始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周能够表明他对毛的位置并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在那些曾经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一个人能留在毛的班子里继续任职。

     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毛周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

    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1950年1月，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那时我就很想从南京回到淮安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1960年，在北京接见家乡干部时，周称：“我很想回去看看，从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

    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1955年，周恩来对这段雾水情缘，毫不掩饰。在晚辈好奇的追问下，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说：“开始两人的确不错。”

    一无是死不留灰；二无是生而无后；三无是官而不显；四无是党而不私；五无是劳而无怨；六无是死不留言。联合国秘书长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