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的轻松日子其实只是短短的一年多。到了1973年春天，我就意识到一场政治灾难就要来临，前一年的秋天，我正在联合国开会，被紧急召回接待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匆匆回到国内才听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和，他要撤换翻译，所以召我回来后备顶替。这时，我就听到了一些对周总理的非议，我很怕被卷到一场上层的风波中去。7月1日，我父亲在香港逝世。7月4日，我还在香港时，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五人谈话，并说要他们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我和冠华那时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加强了我必须与他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作检讨，有人传达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毛主席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天，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这年秋天，我随代表团再度去联合国开会。我已经没有了前两届的平静心情，总担心这突然而起又无声消逝的风暴是隐藏在天际，不知何时又会卷土重来。对于政治的变化莫测，我和冠华都一片茫然。这年的10月，基辛格又要如期访华，我在纽约对冠华说，我担心基辛格访华又会惹出什么祸来。那年联大正逢上中东战争，安理会又在紧张开会，我劝冠华不如避开风口浪尖，给总理写个报告，就说安理会辩论激烈，离不开，就不回国参加基辛格的接待了。冠华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了。不过周总理很快回电，严厉批评冠华怎么分不清主次，命他必须如期回国参加中美会谈。

十月的基辛格访问果然导致了后来的政治局“批周”会议。外交部姬、乔、黄、仲（指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编注）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指王海容、唐闻生——编注）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这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摘自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