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袭来时，周恩来没有思想准备，对“文革”很不理解，是被动卷入的。但是，出于长期以来由衷地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尊重，周恩来当时对“文革”是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综观在十年“文革”时期中的周恩来，他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由于“文革”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互相交错进行的。这就是说，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总体上对毛泽东的意见是表示遵从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则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去纠正在“文革”中“左”倾指导思想造成的种种错误，以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则进行多种形式的抗争，遏制他们篡党夺权的图谋。

周恩来的这种选择是艰难而痛苦的。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说一些违心的错话，做一些违心的错事，也难免被一些同志误解，甚至积怨。正如邓小平所说：“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周恩来毅然决然作出了这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选择。

摘自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