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邓小平也不例外。一上来法拉奇就给邓小平提出了很多诸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先生，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等在当时颇为尖锐的问题。法拉奇问得犀利，邓小平答得也精妙。采访过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黎德寿、武元甲等数十名国际领袖的法拉奇事后说，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但对邓小平的睿智与稳健，法拉奇却是由衷地折服。

在采访中，法拉奇提出了一个外界十分迷惑的问题。她问到：“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法拉奇的提问真是大胆。周恩来，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长期居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在党和国家内有着崇高的威望，甚至在全世界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都相继被“打倒”了，而周恩来却依然是国家总理，这在“文化大革命”后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异议，法拉奇的问题正是由此发出的。她提的问题，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对于国内外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邓小平也略有耳闻。是啊，尽管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敬爱的周总理”的周恩来最终实现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但人无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为了保护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周恩来也被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声邓小平是完全理解的。在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沉思了片晌，习惯性地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在轻缓的烟雾中，他语气平缓地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通过回答法拉奇的问话，就周恩来的工作精神、他本人与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错误与失误等敏感问题，首次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作用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对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安置、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不只一个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文革”后期被解除了审查和囚禁。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而宋庆龄等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