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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

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在李公明的记忆里，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周勍为此查阅了一些记载文献，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和《少女之心》有关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罪格式’所致。我发现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述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践，然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因阅读《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动机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并不认同把社会的性犯罪都归结为一本书，文学文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读物的今天，强奸罪的案发事件显然应该更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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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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