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一个是不可治理现象，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已经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最简单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谈的，要建立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不可治理的现象，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控。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我举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这些年，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来缓解贫富差距，但每年到年底算账，没有一年的贫富差距比上一年是缩小的，每年都在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失控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失控，是不可治理状态。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没有办法？你看党中央的决心有多大，每年处理的腐败分子有多少，每年处理的省部级的干部就有好几个。但是我要问一句，每年处理的这些腐败分子，有几个是你用制度化的方式发现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贫富差距可能理半天也理不出头绪，但是真的就这么复杂吗？有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人的平均收入十倍十几倍都有，但是他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兴师动众，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事解决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税前相差十倍十几倍，税后相差五倍了，然后政府再把税收更多地用到穷人身上一点，五倍也不到了，四倍多了三倍多了，这不就挺好的。我们也有个人收入所得税，但我们是反向调节，富人的税基本征不来，工薪阶层的税基本一分不能少，就这么调节一下，贫富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肯定是扩大。

这是政府热爱富人，不愿意征富人的税吗？也不是。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太不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清楚，那就是税务局。我们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也差不多清楚，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清楚，那就是税务局。这个事往前追，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美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至少保证了两点，第一，每一个人的收入是清楚的；第二，政府是掌握的。我们没有，所有的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经常说，不要老盯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是多少，只要盯一个东西就行，就是政府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政府不能说现在没有条件还建立不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手工抄卡片的情况下，将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怎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呢？这个人一年收入是5万，那个人一年是200万，我都认了，我就要求一条，200万是清楚的，这5万也是清楚的，然后200万的就按照200万的标准纳税，5万的按照5万的标准纳税。纳税之后，政府给这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比现在好得多，这时有一些贫富差距哪怕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贫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

腐败的问题也是如此。其实加大力度反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做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规范的现金管理。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腐败的问题解决了一半。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和没有这个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制度，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状态，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发现腐败的。比如买官卖官，需要将50万送给某某，怎么送呢？晚上吃了饭将这50万往旅行袋里一放，自己开车给他送到家里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么会发现呢？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那就不一样了。这时也会有买官卖官，但这50万直接拿过去就没有可能了，必须得想办法了。比如从银行里给他账号打过去50万，或给他办一张卡，里面存上50万，或者你给他买一套房。有人可能会说，这跟拿过去50万现金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大了。50万现金直接拿过去，没有任何的记录，就没有制度化的方式发现它的可能性，属于不可治理的状态。而刚才我说的几种办法，都有蛛丝马迹，都有制度化方式发现的可能。给他办一张卡，身份证实名制，第一个蛛丝马迹有了。如果借别人的身份证，但必须从另外一个账号转钱过来，第二个记录有了。另外，提款机有摄像头，消费还得签字，即使签假名字，笔迹也是他的。到处都有记录，都有蛛丝马迹，这才叫转入可治理状态。

一是很简单的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二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规范的现金管理，中国很多事就出在这个层面。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很技术性、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把它叫做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这些基础制度，就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等，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一个城市的生活就玩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