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庚子事变过去已有一百多年，这场战争，由官方纵容义和拳开始，以战败、议和、赔款和剿灭义和团为终。慈禧仓惶逃走西安，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事后签订《辛丑条约》，向十多个国家赔偿白银4.5亿两。马忠文所著的《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就以详尽的史料耙梳，展示了清政府进退失据，酿成大祸的过程。
鹰派惹祸，鸽派补“天”
戊戌政变之后，一批支持新政的官员遭到革职、流放，朝中一些资历深厚的汉族官员亦遭排挤，满族权贵势力大增。在满族权贵内部，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与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明争暗斗。荣禄的后盾是庆王等人，处理对外关系主张谨慎小心，是为鸽派。刚毅的后盾是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等人，对外主张强硬，是名副其实的鹰派。“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向不相侔”。
由于载漪之子溥儁被光绪1899年12月24日封为皇子，端王载漪地位骤升。1900年春天，荣禄因病请假休养，他精心筹划侄女瓜尔佳氏与溥伦联姻，并通过慈禧指婚。
此前，发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呈星火燎原之势。所到之处广泛吸纳成员，到处焚烧教堂、杀死教民、拆毁铁路，并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军机处中，荣禄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消除与列强冲突的隐患；载漪、刚毅等人主张“劝导”，并试图利用义和团遏制列强。
刚毅相信义和团“神术可恃”，鼓吹“民心可用”。慈禧采纳了载漪等人的意见。1899年12月11日，清廷受到主战的鹰派载漪、刚毅、徐桐、毓贤等人影响，曾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对地方滋事“持平办理”。各国驻京办视之为朝廷对“暴民”的支持，驻京公使在12月和次年1月2月三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朝廷明确禁止大刀会和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总理衙门都没有正面回复。2月初10，列强以自卫为由，将兵舰开往天津大沽，恐吓清朝。3月间，义和团拳民活动遍及保定、涿州、天津等近畿地区。不久，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此时，外国军舰在大沽口外聚集增加，清廷腹背受敌。
4月中旬，拳民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地方秩序已经不受官员掌控。派去讨伐的清军营官杨福同4月24日被杀。4月底，拳民焚烧了卢汉铁路丰台、长辛店一带及附属设施。此时，多位官员上书并发来电报，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荣禄将意见转给了总理衙门。5月1日，拳民拆毁琉璃河、长新一带铁路和电杆，导致京师电报中断。5月2日起，荣禄几次上书，要求剿办。3日，他派武卫军中卫提督孙万林率军赶往丰台，又派记名总兵王明福率军奔赴马家堡驻扎，并亲自去马家堡、丰台查看。因为他觉得卢沟桥一带空虚，于是将派往丰台的军队移驻扎守。5月6日，义和团焚毁了高碑店以北的电线铁路。盛宣怀发来急电，称保定以南顺桥等地被烧，涿州拳民占城竖旗，保定岌岌可危。荣禄下令，让聂士成急赴保定。但是，这些做法，引起了慈禧等人不满。初七颁布上谕，称“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慈禧命令荣禄遵守原则：“解散义和拳，万不可剿”。10日，上谕派刚毅、赵舒翘晓谕拳民。
由于受到责备，荣禄不再坚持“剿灭”拳民，这让其下属和同僚很着急。幕僚樊增祥反复建议荣禄及早剿灭拳民并提醒他，“……我不用兵则洋兵至，洋兵一至，玉石不分，吾民受害岂堪设想？是打拳匪正是爱百姓，此理甚明。”12日，许景淳又致函荣禄，告诉他这几天义和团的种种破坏行径。但是，荣禄遵奉“勿得孟浪”的谕旨，无所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等人都主张剿灭。慑于慈禧、载漪等人压力，荣禄没有力谏。5月1日，京城与保定的电报线中断，5月17日，天津以北电报线中断，东南督抚与京城之间被迫采用马拨传递公文。京城公使馆与津沪领事和军官的联系也中断。
5月15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火车站迎候联军，被董福祥的军队杀死，“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事发后，载漪抚董背，并伸拇指赞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 ”董大喜,益自夸不已。杉山彬被杀之后，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人到日本使馆道歉。荣禄建议调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慈禧接受了他的建议。次日，清廷发布上谕，命荣禄派武卫中军保护东交民巷各个大使馆。5月19日，京津电报中断，铁路也中断，外国军队大举北上。5月20日，拳民纵火焚烧大栅栏商铺，商业繁华地带被烧毁，火势延及到正阳门。
这天早上，荣禄上交了江苏粮道罗嘉杰提供的消息，里面提到洋人要求“归政”，即慈禧交出权力。实际上，这一消息并不真实。荣禄递上这一情报，本来是为了让慈禧等人感受到形势严峻，采取缓和策略。不料效果适得其反，慈禧大怒，坚定了排外的决心。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叫大起（召集四品以上官员），向70多名官员问计。会后，军机大臣暂留并做出决定：第一，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又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以备折冲御侮之资”。第二，命荣禄“速派武卫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同时，清廷各路部队进京勤王。清廷还决定，先派许景淳、那桐前往马家堡南，组织洋兵入京，同时照会俄国公使格尔思，“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
5月21日傍晚6时左右，慈禧在此召集群臣到仪鸾殿。此时，列强占领大沽的消息已经传到京城。慈禧情绪激动决计与洋人开战。此后连续两天大起，荣禄不敢再劝慈禧。25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并招抚义和团与清军一起抵御八国联军。很快，奥地利、荷兰使馆被烧毁，附近的中国通商银行也被烧。5月22日,清廷命徐桐、崇绮与奕励、载漪等会商，慈禧召见群臣，载漪提议进攻大使馆，并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5月24日，董福祥部及义和团开始进攻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教堂，刚毅、赵舒翘坐城楼观战，饮酒欢呼，刚毅说：“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5月25日，慈禧再召群臣，许景澄、袁赦、立山等人恳求不可与各国宣战，载漪当面斥责许等为逆说，骂他们为汉奸。
但是，战事没有慈禧、载漪想象的顺利。进攻大使馆进展不大，西什库教堂也没有被攻下来。东城繁华商业区的商铺、官宅却遭到兵勇抢劫。5月27日，荣禄抓住抢掠的兵勇11人，假冒的兵勇23人，但抢劫的兵勇并没有减少。对外要面对八国联军，对内要维护秩序，慈禧等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南方，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团结起来，与外国公使达成协议，实现东南互保。
6月27日，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称拳匪肇乱，兵连祸结，要求将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治以重典，通篇未敢点载漪等亲贵的名讳。慈禧很生气。7月3日，载漪促慈禧杀许景澄、袁昶。12日，联军攻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17日，清廷又杀徐用仪、立山、联元。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带同翻译柯达士前往总理衙门等候清廷对延缓离京的回复，行至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的西口，被端王部属恩海枪杀。
但是，慈禧、载漪等人诛杀忠言逆耳者，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顺利。7月20日，联军攻入北京。21日，慈禧、载漪等出京西逃。22日，徐桐在北京自缢身亡。8月22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四位督抚联衔出奏，请求将载漪、载勋、刚毅、载澜、英年、赵舒翘六人“革职彻查”。刚毅自知闯下大祸，又为满清权贵指责，闰8月24日，刚毅在山西侯马病死。
9月初，八国联军在直隶四处出兵抢劫，进攻张家口、保定，声称要扩大战事，继续西进。李鸿章不断将列强要求严惩载漪、毓贤、董福祥等人的条件奏报。其后，这一帮之前鼓噪招抚义和团，和洋人开战的大臣均受到惩处。载漪被发配到边疆，他的儿子溥儁被废黜，赶出皇宫。
义和团盲目排外，滥杀平民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显示，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宣教活动逐渐活跃。德国天主教的宣教士，在山东南部农村竭力布道，使得一些中国人入教。但是，这扰乱了乡村秩序，教民与平民频频发生纠纷，且多次打官司。宣教士以条约保护宣教活动为由，向地方官员施压，干预司法，维护教民。此外，德国还通过外交压力维护宣教士和教民。于是，他们享有了法外治权，公使馆、教堂成为“帝国中的帝国”，民众视宣教士为洋鬼，反教情绪日益高涨。
深受土匪横行之苦的农民，结成了武术自卫团体大刀会。在1897年11月1日的巨野事件中，这一组织杀害了两名德国宣教士。德国以此为借口租借了胶州湾，并派军驻守。这激化了山东内地的仇教活动。在北部围绕着村玉皇庙的常年纷争，宗教武术集团梅花拳加入村民一方，自称义和拳（义气和合拳），提出扶清灭洋，揭竿而起，袭击教堂和教民。鲁东南发生沂州教案，德国派青岛驻军镇压，民众更视教会为外国势力的先锋队并招来外国军队。于是，山东西北部拳民借用民俗萨满，希望召唤孙悟空、关羽等小说戏剧中民族英雄神灵附体，从而获得超自然力量成为不死之身，以此为防护力毁灭“洋鬼世界”。他们提出了“神助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袭击教堂教民。
在义和团崛起的过程中，仇外的山东巡抚毓贤刻意纵容、支持和扶植了义和团。
义和团杀死的是哪些人？除了极少数是在华的“洋鬼子”，大部分都是被义和团蔑称为“二毛子”——因为种种原因入教的中国人。柯文的《历史三调》引用了美国人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说法，“1900年的血光之灾结束之前，有200余名‘洋鬼子’遇害，被杀死的教民据说超过3万人。”
有研究者认为，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国人无法统计，但决不止3万。有数据称，仅山西就有5700人被杀。7月中旬，在天津之战结束前，管鹤携妻儿逃出城门，乘船南下。他在《拳匪》中记录了沿途情形：“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且有浅搁河边，鸦雀集喙者。气味恶臭，终日掩鼻，而竟无有出而收瘗者，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
1900年7月，在河北景州，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教民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7月17日，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进攻，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据《庚子国变记》记载：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另有记载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此外，义和团屠杀教民的手段极其残忍，将教民的婴儿也碎尸万段（《历史三调》135页）。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义和团禁止拥有或买卖洋货，甚至不允许店铺招牌使用“洋”字。连外国进口的煤油也禁止使用。党中西小学被义和团纵火烧毁之后，7岁的梁漱溟偷偷烧掉了所有英文课本。
义和团对宣教士和教民的大屠杀，直接引来了八国联军的报复。根据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记载，八国联军“从天津开进北京，后来杀向中国东北，所获总报酬超过损失许多倍。先是教徒遭受了牺牲，后来，为教徒复仇的军队则大肆抢掠，大开杀戒。”《历史三调》显示，八国联军中的俄军、法军、日军、德军均极其残暴，大肆屠杀清军和百姓。
纵观庚子事变，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情感或许是义和团反教排外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毓贤等官方极度排外人士的纵容与扶植，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并很快蔓延到华北各地。义和团最初可谓民众自发组织，但就其发展壮大而言，却是奉旨造反的结果。如果没有清廷中的鹰派官员载漪、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义和团不可能在华北地区星火燎原。
义和团的兴亡，可谓成也官家，败也官家：当慈禧和载漪等鹰派觉得义和团可以用来作为抵抗洋人的工具时，于是就加以利用，义和团其兴也勃；当慈禧向11国宣战，利用义和团与清军并肩抵抗八国联军失利，北京被占领，慈禧就下令剿灭，义和团其亡也忽。而庚子事变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在其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不仅如此，1900年7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派出20万军队强占东北，这导致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
被官方支持和煽动，极度排外、仇外的非理性的义和团运动最终以悲剧收场。可以说，庚子事变很大程度上是清廷的鹰派官员祸国殃民的结果，义和团只是被他们利用的棋子。事后，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董福祥等被解职。但是，他们给那些数以万计无辜死亡民众所带来的灾难，却是万死莫赎。对于活着的中国人来说，这4.5亿两白银，无疑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包袱。毫无疑问，主要决策者慈禧，以及这些鹰派官员是罪魁祸首。而更应该反思的，却是秦代以后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庚子事变过去已有一百多年，这场战争，由官方纵容义和拳开始，以战败、议和、赔款和剿灭义和团为终。慈禧仓惶逃走西安，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事后签订《辛丑条约》，向十多个国家赔偿白银4.5亿两。马忠文所著的《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就以详尽的史料耙梳，展示了清政府进退失据，酿成大祸的过程。
鹰派惹祸，鸽派补“天”
戊戌政变之后，一批支持新政的官员遭到革职、流放，朝中一些资历深厚的汉族官员亦遭排挤，满族权贵势力大增。在满族权贵内部，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与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明争暗斗。荣禄的后盾是庆王等人，处理对外关系主张谨慎小心，是为鸽派。刚毅的后盾是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等人，对外主张强硬，是名副其实的鹰派。“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向不相侔”。
由于载漪之子溥儁被光绪1899年12月24日封为皇子，端王载漪地位骤升。1900年春天，荣禄因病请假休养，他精心筹划侄女瓜尔佳氏与溥伦联姻，并通过慈禧指婚。
此前，发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呈星火燎原之势。所到之处广泛吸纳成员，到处焚烧教堂、杀死教民、拆毁铁路，并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军机处中，荣禄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消除与列强冲突的隐患；载漪、刚毅等人主张“劝导”，并试图利用义和团遏制列强。
刚毅相信义和团“神术可恃”，鼓吹“民心可用”。慈禧采纳了载漪等人的意见。1899年12月11日，清廷受到主战的鹰派载漪、刚毅、徐桐、毓贤等人影响，曾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对地方滋事“持平办理”。各国驻京办视之为朝廷对“暴民”的支持，驻京公使在12月和次年1月2月三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朝廷明确禁止大刀会和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总理衙门都没有正面回复。2月初10，列强以自卫为由，将兵舰开往天津大沽，恐吓清朝。3月间，义和团拳民活动遍及保定、涿州、天津等近畿地区。不久，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此时，外国军舰在大沽口外聚集增加，清廷腹背受敌。
4月中旬，拳民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地方秩序已经不受官员掌控。派去讨伐的清军营官杨福同4月24日被杀。4月底，拳民焚烧了卢汉铁路丰台、长辛店一带及附属设施。此时，多位官员上书并发来电报，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荣禄将意见转给了总理衙门。5月1日，拳民拆毁琉璃河、长新一带铁路和电杆，导致京师电报中断。5月2日起，荣禄几次上书，要求剿办。3日，他派武卫军中卫提督孙万林率军赶往丰台，又派记名总兵王明福率军奔赴马家堡驻扎，并亲自去马家堡、丰台查看。因为他觉得卢沟桥一带空虚，于是将派往丰台的军队移驻扎守。5月6日，义和团焚毁了高碑店以北的电线铁路。盛宣怀发来急电，称保定以南顺桥等地被烧，涿州拳民占城竖旗，保定岌岌可危。荣禄下令，让聂士成急赴保定。但是，这些做法，引起了慈禧等人不满。初七颁布上谕，称“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慈禧命令荣禄遵守原则：“解散义和拳，万不可剿”。10日，上谕派刚毅、赵舒翘晓谕拳民。
由于受到责备，荣禄不再坚持“剿灭”拳民，这让其下属和同僚很着急。幕僚樊增祥反复建议荣禄及早剿灭拳民并提醒他，“……我不用兵则洋兵至，洋兵一至，玉石不分，吾民受害岂堪设想？是打拳匪正是爱百姓，此理甚明。”12日，许景淳又致函荣禄，告诉他这几天义和团的种种破坏行径。但是，荣禄遵奉“勿得孟浪”的谕旨，无所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等人都主张剿灭。慑于慈禧、载漪等人压力，荣禄没有力谏。5月1日，京城与保定的电报线中断，5月17日，天津以北电报线中断，东南督抚与京城之间被迫采用马拨传递公文。京城公使馆与津沪领事和军官的联系也中断。
5月15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火车站迎候联军，被董福祥的军队杀死，“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事发后，载漪抚董背，并伸拇指赞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 ”董大喜,益自夸不已。杉山彬被杀之后，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人到日本使馆道歉。荣禄建议调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慈禧接受了他的建议。次日，清廷发布上谕，命荣禄派武卫中军保护东交民巷各个大使馆。5月19日，京津电报中断，铁路也中断，外国军队大举北上。5月20日，拳民纵火焚烧大栅栏商铺，商业繁华地带被烧毁，火势延及到正阳门。
这天早上，荣禄上交了江苏粮道罗嘉杰提供的消息，里面提到洋人要求“归政”，即慈禧交出权力。实际上，这一消息并不真实。荣禄递上这一情报，本来是为了让慈禧等人感受到形势严峻，采取缓和策略。不料效果适得其反，慈禧大怒，坚定了排外的决心。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叫大起（召集四品以上官员），向70多名官员问计。会后，军机大臣暂留并做出决定：第一，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又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以备折冲御侮之资”。第二，命荣禄“速派武卫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同时，清廷各路部队进京勤王。清廷还决定，先派许景淳、那桐前往马家堡南，组织洋兵入京，同时照会俄国公使格尔思，“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
5月21日傍晚6时左右，慈禧在此召集群臣到仪鸾殿。此时，列强占领大沽的消息已经传到京城。慈禧情绪激动决计与洋人开战。此后连续两天大起，荣禄不敢再劝慈禧。25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并招抚义和团与清军一起抵御八国联军。很快，奥地利、荷兰使馆被烧毁，附近的中国通商银行也被烧。5月22日,清廷命徐桐、崇绮与奕励、载漪等会商，慈禧召见群臣，载漪提议进攻大使馆，并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5月24日，董福祥部及义和团开始进攻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教堂，刚毅、赵舒翘坐城楼观战，饮酒欢呼，刚毅说：“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5月25日，慈禧再召群臣，许景澄、袁赦、立山等人恳求不可与各国宣战，载漪当面斥责许等为逆说，骂他们为汉奸。
但是，战事没有慈禧、载漪想象的顺利。进攻大使馆进展不大，西什库教堂也没有被攻下来。东城繁华商业区的商铺、官宅却遭到兵勇抢劫。5月27日，荣禄抓住抢掠的兵勇11人，假冒的兵勇23人，但抢劫的兵勇并没有减少。对外要面对八国联军，对内要维护秩序，慈禧等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南方，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团结起来，与外国公使达成协议，实现东南互保。
6月27日，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称拳匪肇乱，兵连祸结，要求将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治以重典，通篇未敢点载漪等亲贵的名讳。慈禧很生气。7月3日，载漪促慈禧杀许景澄、袁昶。12日，联军攻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17日，清廷又杀徐用仪、立山、联元。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带同翻译柯达士前往总理衙门等候清廷对延缓离京的回复，行至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的西口，被端王部属恩海枪杀。
但是，慈禧、载漪等人诛杀忠言逆耳者，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顺利。7月20日，联军攻入北京。21日，慈禧、载漪等出京西逃。22日，徐桐在北京自缢身亡。8月22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四位督抚联衔出奏，请求将载漪、载勋、刚毅、载澜、英年、赵舒翘六人“革职彻查”。刚毅自知闯下大祸，又为满清权贵指责，闰8月24日，刚毅在山西侯马病死。
9月初，八国联军在直隶四处出兵抢劫，进攻张家口、保定，声称要扩大战事，继续西进。李鸿章不断将列强要求严惩载漪、毓贤、董福祥等人的条件奏报。其后，这一帮之前鼓噪招抚义和团，和洋人开战的大臣均受到惩处。载漪被发配到边疆，他的儿子溥儁被废黜，赶出皇宫。
义和团盲目排外，滥杀平民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显示，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宣教活动逐渐活跃。德国天主教的宣教士，在山东南部农村竭力布道，使得一些中国人入教。但是，这扰乱了乡村秩序，教民与平民频频发生纠纷，且多次打官司。宣教士以条约保护宣教活动为由，向地方官员施压，干预司法，维护教民。此外，德国还通过外交压力维护宣教士和教民。于是，他们享有了法外治权，公使馆、教堂成为“帝国中的帝国”，民众视宣教士为洋鬼，反教情绪日益高涨。
深受土匪横行之苦的农民，结成了武术自卫团体大刀会。在1897年11月1日的巨野事件中，这一组织杀害了两名德国宣教士。德国以此为借口租借了胶州湾，并派军驻守。这激化了山东内地的仇教活动。在北部围绕着村玉皇庙的常年纷争，宗教武术集团梅花拳加入村民一方，自称义和拳（义气和合拳），提出扶清灭洋，揭竿而起，袭击教堂和教民。鲁东南发生沂州教案，德国派青岛驻军镇压，民众更视教会为外国势力的先锋队并招来外国军队。于是，山东西北部拳民借用民俗萨满，希望召唤孙悟空、关羽等小说戏剧中民族英雄神灵附体，从而获得超自然力量成为不死之身，以此为防护力毁灭“洋鬼世界”。他们提出了“神助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袭击教堂教民。
在义和团崛起的过程中，仇外的山东巡抚毓贤刻意纵容、支持和扶植了义和团。
义和团杀死的是哪些人？除了极少数是在华的“洋鬼子”，大部分都是被义和团蔑称为“二毛子”——因为种种原因入教的中国人。柯文的《历史三调》引用了美国人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说法，“1900年的血光之灾结束之前，有200余名‘洋鬼子’遇害，被杀死的教民据说超过3万人。”
有研究者认为，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国人无法统计，但决不止3万。有数据称，仅山西就有5700人被杀。7月中旬，在天津之战结束前，管鹤携妻儿逃出城门，乘船南下。他在《拳匪》中记录了沿途情形：“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且有浅搁河边，鸦雀集喙者。气味恶臭，终日掩鼻，而竟无有出而收瘗者，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
1900年7月，在河北景州，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教民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7月17日，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进攻，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据《庚子国变记》记载：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另有记载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此外，义和团屠杀教民的手段极其残忍，将教民的婴儿也碎尸万段（《历史三调》135页）。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义和团禁止拥有或买卖洋货，甚至不允许店铺招牌使用“洋”字。连外国进口的煤油也禁止使用。党中西小学被义和团纵火烧毁之后，7岁的梁漱溟偷偷烧掉了所有英文课本。
义和团对宣教士和教民的大屠杀，直接引来了八国联军的报复。根据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记载，八国联军“从天津开进北京，后来杀向中国东北，所获总报酬超过损失许多倍。先是教徒遭受了牺牲，后来，为教徒复仇的军队则大肆抢掠，大开杀戒。”《历史三调》显示，八国联军中的俄军、法军、日军、德军均极其残暴，大肆屠杀清军和百姓。
纵观庚子事变，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情感或许是义和团反教排外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毓贤等官方极度排外人士的纵容与扶植，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并很快蔓延到华北各地。义和团最初可谓民众自发组织，但就其发展壮大而言，却是奉旨造反的结果。如果没有清廷中的鹰派官员载漪、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义和团不可能在华北地区星火燎原。
义和团的兴亡，可谓成也官家，败也官家：当慈禧和载漪等鹰派觉得义和团可以用来作为抵抗洋人的工具时，于是就加以利用，义和团其兴也勃；当慈禧向11国宣战，利用义和团与清军并肩抵抗八国联军失利，北京被占领，慈禧就下令剿灭，义和团其亡也忽。而庚子事变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在其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不仅如此，1900年7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派出20万军队强占东北，这导致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
被官方支持和煽动，极度排外、仇外的非理性的义和团运动最终以悲剧收场。可以说，庚子事变很大程度上是清廷的鹰派官员祸国殃民的结果，义和团只是被他们利用的棋子。事后，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董福祥等被解职。但是，他们给那些数以万计无辜死亡民众所带来的灾难，却是万死莫赎。对于活着的中国人来说，这4.5亿两白银，无疑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包袱。毫无疑问，主要决策者慈禧，以及这些鹰派官员是罪魁祸首。而更应该反思的，却是秦代以后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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