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官与民在现代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或者说官方所推崇和宣传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脱离中国改革的实际，总是无法得到国民必要的认同这一事实，最终都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全面现代化的改革迷失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在中国也就成为一种奇怪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仅仅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予以否定与批判的工具了，而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现代中国的改革的关系则渐行渐远，似乎已经被彻底抛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越来越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关系了。

可见，现代性在中国的建构进程是曲折而艰难的，其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其价值近乎被割裂的东西。在某些领域，如经济和贸易，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异常强烈。比如，加入WTO后的第一个月内，无须催促，也无须施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就主动地同时也是悄悄地埋头清理、否定并废除了多达30万件的、由过去自己起草并视为自身经济权力基础的红头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强烈代表的那些陈旧而落后的制度。

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和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且不说我们的环境为经济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只说市场开放。为了吸引外资，我们不惜以市场换取技术，不惜以牺牲中小型和微型民族企业的发展而博取GDP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做法起初有效但同时副作用极大，而其收效则越来越小。到2005年，一直自称科教兴国的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80%，[10]比众所周知的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近2倍。相反，中国人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却只有35.7%，不到美国或日本的一半。[11]

市场过度的开放使得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风险。同时，制度上的守旧与封闭又逼迫市场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缓解社会矛盾的爆发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代价（含环境代价）对外开放并同时加强对重点行业的国家垄断。经济改革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内容，而我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则与现代性无关。现代性的日益民间化与非官方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禁区的保留和新置也表明，这时的现代性在中国的改革中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且已经被明显地割裂了。可以说，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自引入中国以来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站住脚跟就已经严重变形和扭曲了。所以，有人说，现代性在中国确实是生不逢时。[12]尽管如此，现代性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批判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全方位的整体改革需求仍在不间断地大声地呼唤着完整的现代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在用现代性的理念对中国正统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文学的思想理论以及正在发挥主导作用的现有法律、体制和制度进行着无情的剖析、质疑和批判。人们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和整体的，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事情，而应该是一种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在内的整体性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在官方提出的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这四个方面得以实现，而且还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在所有现有的制度和体制层面，甚至在最能够体现社会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层面得以实现。否则，即便是最浅层次的所谓的四个现代化也将难以在中国实现。

因此，将现代中国的一切放到这个现代性这个坐标中去评估和批判方能促使中国的改革走向正确道路。中国的改革就在这种不断地对其现有的一切进行科学的评估和严肃的批判中逐步得以改进与完善。这是一个大趋势，任何反现代性或割裂现代性的改革尝试都将会无功而返。也许，这才是现代性对中国改革的最大启示。这可能也是所谓现代性语境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人中拥有大批的拥趸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寻找一个通达的出路，为此，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挖掘、引入并实践了所有他们可以从西方寻找到的、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并符合中国实际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但结果呢？中国的先行者们似乎都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完全成功，或者有的表面上暂时是成功的，但后面的结果往往并非如此，甚至与当初的本意背道而驰。

所以，在禁锢思想的文革结束后寻求思想解放的国人，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找到“现代化”这个几乎可以包容或扬弃一切旧有的事物的但并不崭新的概念，而且将这个概念引入到除了政治、司法和社会制度以外的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等主要经济领域里，成为中国当时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而且，我们的改革在遇到意识形态的争议时，还得以此作为理由人为地制造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无暇争论或不再争论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的奇怪的思想沉寂阶段。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不争论其实是假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的现代化根本脱离不了我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人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中国现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道进行同步的现代化改革，而仅仅是在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上作文章只会在现代中国造成更多、更大、也更难加以弥合的社会割裂与动荡。而且，有些缺乏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予以保障的现代化前景，可能还是非常可怕和代价巨大的，对国民而言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以及以牺牲大多数国民利益，尤其是牺牲农民和产业工人等主要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却隐藏着社会动乱的现代化等等）。于是，人们急需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精神来试图解构上述认知并激励变革。到上个世纪末，携带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内核的现代性概念从西方应时而入，出现在国人面前。至此，对整体现代化的反思在我国终于以现代性的论题的形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