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吉登斯视后现代性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否认其存在。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将要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初期的现代主义。但是，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或译为杰姆逊或詹明信，1934年4月14日生）则不能接受这些否定后现代性存在或者压低后现代性作用的思想。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既有继承，也有断裂，而且断裂更为突出。他还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theCultureLogicofLateCapitalism,1991）一书中说，后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后果是：“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该书曾获得最佳批评著作奖，在后现代主义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诚然，他的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观点在西方是有代表性的。

三，现代性与中国的改革

现代性这一思想和概念何时引入我国已不可考。尽管有人认为“现代性的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也晚不了太多”，也就是上世纪初，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以及现代和摩登等词汇概念的出现是为标志。[8]但学界人士大多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也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逐步为国人所了解并正式开始研究的。当时，现代性概念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和论争也大多局限于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批判上。而在上世纪末起，一些学者开始将现代性概念引入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上来了，也就是说，现代性已经被当作中国学术界使用的一种方法论的工具被用于剖析中国改革中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了。

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现代性是在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相距颇远。但其所倡导的那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传统的背叛与反思以及紧扣社会改革主题的内涵却吸引了当时正在力图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对所有在制度方面的改革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而感到不满和失望的中国人，从而在我国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现代性的高潮。有时，甚至在某些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已经时尚到了无言不谈现代性的程度。而且，我们的官方媒体和研究机构也逐渐禁不住时尚潮流的诱惑，开始悄悄地撩开自己头上披挂着的那幅厚重的正统的学术面纱，仔细端详起并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议论起现代性来。

只要在任一搜索引擎上输入“现代性”一词，人们都能搜索到至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与之相关的结果。但是，我们是真的了解和懂得自己所谈论的一切吗？我看未必。因为我发现，尽管我们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深刻了解和汲取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及其合理内涵——严肃的批判精神，并将其用于对中国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所进行的解释和剖析上，但仍然有一些研究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论题中所包含的瑕疵进行批驳，并利用其多义性的缺陷以清除其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达到试图维护现有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但恰恰是现代性所极力批判的一切。

有些研究则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依据而反对现代性，并引入后殖民理论和开展大众化文化批判，主张摒弃西化，回归本土文化。[9]在中国正在艰难而曲折地建构现代性的时代，这类对现代性的批判，正好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思潮遥相呼应，起到阻滞现代性普适价值观的普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