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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替掉《陈奂生进城》，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替掉《孔雀东南飞》……新的当代作品大量涌现，而不少传统经典篇目则淡出视野。（8月16日《青年周末》）此报道一出，网络上立刻争议四起。
传统名篇下马，现代佳作登堂，在我看来其实是十分正常的，美国教育家华特说，“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教材的变化当然要折射时代的变化，只不过折射的内容与取舍的标准，各人可能看法不同。事实上，争论者谁也没看过这套新教材，仅仅从篇目的取舍就判断其是否编写成功，实在是很武断的，也是很不公平的。
我觉得，语文课本的成功与否，有一个重要标准不能缺失，那就是：学生爱读。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学生看见语文课本就烦，这样的教材编写必然是有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说，用一些现代经典替换一些生涩难懂、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名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倒是：为何一套语文课本的变化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原因或许正在于，编定的教材无论好与坏，一经审定就将是不可更改的，孩子们就得伴随这套课本成长，而任何一套教材的编写都必然掺杂了编者的个人偏好和自我价值观。归根结底，因为在一些地方，教材编写权太集中，学校、老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教材几乎成了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公众能做的，只能是像讨论新制定的“法律”一般讨论新编写的教材，试图影响新教材进入课堂的进程。
《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符合中小学教学改革需要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特别是适合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材。但实际上，教材编写资质几乎全是被教育主管部门下属的教研机构和出版机构包办，向来不存在几本同样合格的教材摆在学生面前任其选择的事情，学校选择课本还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
1986年9月，我国对教材编写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编审分开，并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权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这种下放权力、引入竞争机制的课程政策对于提高教材质量，激发地方和民间团体开发课程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今之计，应该进一步鼓励民间团体和个人参与教材编写，应该允许学校和学生自由选择教材，而不是按照惯性接受“指定教材”。
文本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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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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