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扩充、发用。“尽其性”也即扩充、发用自己的诚性。在作者看来，诚存在于万物之中，构成万物之性，天地万物本质上乃是一道德存在，天地万物的成长也是一道德精神的发育过程，而“至诚”之人在“尽其性”的同时，也感通、作用他人之性，感通、作用万物之性，赞助天地的生化发育，在宇宙间具有与天、地同等的地位，“与天地参”。这样，主体的诚被看作世界意义的赋予者，“尽性”成为一种准宗教性的精神体验活动，它要求人们自我扩充、自我膨胀，以达到与天地等同的精神境界，而这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中庸所表现出的自我约束、自我克制何其不同。诚不仅能“赞天地之化育”，它还表现在具体的事物中: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第二十三章）

“致”，推致；“曲”，一偏。“致曲”也就是把诚运用到对象化的具体事物之中，使其由内而外逐步显现出来，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感化、影响到他人。这里，诚不是赋予世界以意义，而是主体自觉、能动的道德实践活动；它不是以既有的道德规范为准绳，而是自我规定、自我主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它不仅完善、成就自我，同时还造就、实现外物，所以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第二十五章）。而诚的这种自主自律、开拓进取的实践精神与中庸的随众趋俗、消极保守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再一次说明，今本《中庸》中“诚明”与“中庸”在内容上并不是一个整体，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庸”与“诚明”在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首先，二者的内容不同。中庸即日用常行，它是从礼转化而来，是对礼的理论化和哲学化。它要求人们恪守常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达到行为的程式化、大众化、无个性化。它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强调“择其两端”，反对“过与不及”，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符合常道，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而诚明则是主体的一种道德实践能力，反映的是主体的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从这一点看，它和仁在内在精神上倒是一致的，是对仁的继承和发展。它夸大道德主体的作用，认为只要内心做到“致诚”就可以自然“从容中道”，甚至“可以前知”（第二十四章）。它同样也是一种修养方法，强调“慎独”，即保持内心的诚，因而主要是以内在的心性为对象的。

其次，二者都谈到了“道”，但所谈“道”的内容不同。中庸之道是一种外在之道，它体现在人伦关系之中，通过传统和习俗的力量来规范、调节人们的行为，表现出实用、具体、凡俗的特征；而诚明之道则是一种内在之道，它体现在性之中，“率性之谓道”，它以诚为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和主宰，表现出自主、自律、自觉的特征。

还有，二者都提到了超越性的问题，但具体理解有很大不同。中庸在关注现实的同时，还提出自近而远，自卑而高的超越过程，“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第十五章）但这种超越是建立在人伦日用之上的，对后者的关注往往弱化了前者，使超越性淹没在世俗性中。而诚明所谈的则是一种内在的心性超越，“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第二十六章）它通过诚向外的扩充，赋予世界以意义，达到与天地并立的精神境界，最终走向准宗教的神秘体验。

《中庸》与《诚明》的这种差别，可能与《缁衣》等篇与《五行》的情况一样，是子思思想的发展、变化的反映，而由这些差别我们可以肯定，《中庸》与《诚明》原来决不是一个整体。

（四）

以上我们从文献和思想两个方面对今本《中庸》的成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应该包括原来独立的两篇:《中庸》和《诚明》。今本《中庸》的这两个部分在以后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同样说明，它们被编在一起乃是后来的事情。子思之后，最先引用过今本《中庸》的人是孟子。《孟子·离娄上》说: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获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於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於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这段文字与《中庸》第二十章下半段，除了少数字句外基本相同，学者已经论证这段文字晚于《中庸》，是《孟子》引用《中庸》而不是相反。（23）除此之外，《孟子》还有多处受到《中庸》的影响。如《尽心上》: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