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宋代列入四书以来，其影响更为深远。但对其成书与真伪，历史上一直有争议，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争论集中在两点:（一）《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二）《中庸》是否为一个整体，是否有后人增饰的成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人们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笔墨官司打了近一千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综观以往的争论，由于缺乏对子思思想的整体了解，人们只是就《中庸》谈《中庸》，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而郭店竹简中子思佚籍的发现，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不仅使以往模糊不清的子思学派重新浮出海面，而且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探讨这一学术公案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对《中庸》一书作出结论的时机成熟了。

（一）

《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在宋代以前并不成为问题，当时大多数学者对此都持肯定态度。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丛子》也有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的说法，与《史记》记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目录》）。朱熹也说“《中庸》之书，子思之所作也”（《中庸集注序》）。较早对《中庸》提出疑义的是宋代欧阳修，他认为《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语，与孔子自称“学而知之者”不符，“在孔子尚必须学，则《中庸》之所谓自诚而明，不待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乎？”欧阳修看到子思与孔子思想有不一致的地方，是正确的，但他由此怀疑《中庸》“所传之谬也”（《欧阳修文集·问进士策》），则并不足可取。后清代学者袁枚、叶酉、俞樾等人根据《中庸》中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怀疑《中庸》一书晚出，非子思所作。华岳，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指华山与吴岳，战国时均在秦国境内，而根据史书记载，子思主要在邹鲁宋齐一带活动，足迹未尝入秦；至于“车同轨、书同文”，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琅邪碑石“器械一，同书文字”相似，明显是秦国统一后的用语，由此认为《中庸》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乃至西汉时期。（1）这一观点由于有比较有说服力材料的支持，在当代学者中影响很大；而那些主张《中庸》早出的学者，也都把上述材料当作最大障碍，试图对其作出重新解释。（2）现在看来，上面两种作法都有欠妥当之处，主要因为他们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缺乏了解。李学勤先生说:“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3）所以，在有各种资料明确记载《中庸》是子思所作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一两句言论，便断定《中庸》一书晚出，显然难以成立。而那些相信子思作《中庸》的人的作法，也显得过于机械。在他们看来，古书一定是纯正的，不会也不可能有后人的言论，如果有可疑的言论，一定要证明它是古人已有的。他们的出发点同样不足取。

学术史上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庸》虽是子思所作（至少是部分），但今本《中庸》却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了两个部分。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宋代的王柏，（4）他在《古中庸·跋》中说:

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5）

按照王柏的意见，《中庸》可以二十一章为界分为“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二十一章以下为“诚明”，以前为“中庸”。虽然全文以中庸为题，但其核心部分则应当为诚明。“中庸二字为道之目，未可为纲，诚明二字可以为纲，不可为目。”王柏立论的根据有两点:一是“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即语言风格与思路前后不统一；二是《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二篇，他认为这与今本《中庸》实际是同一个东西，而今本《中庸》只有一篇，所以它当是糅合了以前的两篇而成。王柏自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颜师古的启发，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下注:“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但这里所谓“盖此之流”，是说《中庸》同《中庸说》都是《礼经》的传记，属于同一类性质，并不是说《中庸》即等同于《中庸说》。王柏是误解了颜师古的意思，还是有别的什么根据，我们不得而知了。但《中庸》是否即等同于《中庸说》二篇，学术史上是有不同看法的。王鸣盛《蛾篇说录》说:“《汉志》《中庸说》二篇，与上《记》百三十一篇，各为一条，则今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说》二篇，其解诂也。不知何人所作。惜其书不传。师古乃云，‘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反以《中庸》为《说》之流；师古虚浮无当，往往如此。”王鸣盛认为《中庸》是《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中的一篇，而《中庸说》在《艺文志》中另列一条，二者不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且性质也不相同，后者是前者的“说”，也即“解诂”，所以批评颜师古“虚浮无当，往往如此”。这样看来，王柏在立论上多少有些问题，但由于他的观点来自平时的感受，且有一定的根据，因而得到后人的响应。

冯友兰受王柏启发，也认为《中庸》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中庸》首章（以朱熹《集注》本为准，下同）“天命之谓性”及二十章下半段“在下位不获乎上”以下是一个部分，此段“多言人与宇宙之关系，似就孟子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之倾向，加以发挥。其文体亦大概为论著体裁”。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到第二十章上半段“道前定则不穷”是一个部分，此段“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学说，加以发挥。其文体亦大概为记言体裁”。而传统所说的子思作《中庸》即指这一部分。冯友兰虽然自称受到王柏“不少提示”，但他不同意把《中庸》等同于《中庸说》二篇，而是接受王鸣盛的观点，认为后者为《中庸》的解诂，今本《中庸》实包括原始的《中庸》与后来搀入的《中庸说》两个部分，除了子思所作的《中庸》外，“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即《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中之《中庸说》二篇之类也。‘今天下车同轨’等言，皆在后段，更可见矣。”（6）可见，冯先生怀疑今本《中庸》有后人的搀入，一定程度上考虑到“车同轨”等语句的问题，认为这样正可将其排除在外，实际是综合了王柏与袁枚两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