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他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但人民原谅他

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详细】

周恩来是我（基辛格）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详细】

周恩来为何不抵制激进政策

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
    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 【详细】

周恩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
    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详细】

金冲及：周恩来为扭转文革局面默默准备条件

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 【详细】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前和毛泽东关系不是“风雨同舟 朝夕与共”

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详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 【详细】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详细】

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周恩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 【详细】

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详细】

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详细】

1958年周恩来反冒进被迫做检讨：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 【详细】

周恩来为何不坚持正确：会导致中共分裂 影响国家政权

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详细】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详细】

反保守还是反冒进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详细】

周恩来的胜利

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 【详细】

文革中周恩来如何自我保护：公开服从毛泽东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详细】

几十年树立的毛泽东威望使得周恩来没有资源反对 只能小修小补

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周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建国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详细】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详细】

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三、高岗用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高饶事件”的发生。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详细】

如果以此说毛怕周会分割他的权力，也是武断的。以周对毛的忠诚，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这一年，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利用中美缓和时机来到中国的各级美国官员，一再鼓吹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国，企图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同时又利用中国吸引苏联兵力。【详细】

比如说毛泽东对于天安门百万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总恩来一事，毛泽东在送达的《动态》上的批示就是“假悼念，真复辟”六个字。而且毛泽东也真的没有参加追悼会。据传，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还讲过不参加的理由：“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略）”【详细】

1958年周恩来反冒进被毛泽东责令写检查 难下笔终写哭

1958年，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周恩来不得不写检查。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周恩来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他终于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 【详细】

他在一次紧张的、冗长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周恩来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我们追随毛主席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周恩来另一次在“造反派”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们要顾全全局。”【详细】

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蔑成元功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谩骂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这件事本来与孙维世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详细】

当年内务部部长曾山根据工作需要和工作表现，打算提升时任内务部专员的周恩寿的职务，总理得知后告诉曾山：如果升周恩寿的官，就撤你的职。后来，周恩寿因病不能正常上班，周总理就建议他提前退休，从自己每月工资中拿出一半，补贴弟弟一家6个子女的生活。“在‘任人唯贤’和‘举贤不避亲’之间，总理无疑倾向前者。”上一代如此，周总理对晚辈同样既舔犊情深又要求严格。【详细】

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详细】

《论党》，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解释说：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详细】

清官意识是错误的政治诉求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普遍地得到认可的这种清官意识不仅是落后的、愚昧的，而且也蕴含着极其错误的政治诉求，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首先，这种意识完全寄希望于“人治”，即依靠清官替自己做主，而从不考虑自己如何出来做主，也从不考虑如何把合理的政治观念制度化，从而确保公民拥有的权利。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