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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集权人治 发展宪政法治的现代公民社会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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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环球网,作者:郭道晖,原题:《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1.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建国以来,他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文革后虽有所抑止,但并未根治。如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诉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2.关于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

文革的发生虽然有其社会基础和党的领导制度根源,但文革得以全面发动和延续十年之久不能扭转,则是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所特有的条件。文革后,这种条件似已随毛而逝,但其变种则还在流传。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固然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但只是否定了这场“革命运动”,并没有清算“文革思维”,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与“党权高于一切”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相反,决议违反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极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与他遗留下的政治体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要求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体制和家长制特权等封建主义影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过30多年还未予实施。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

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些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至于在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只是蒙蔽一些善男信女,为复活对毛迷信造势;那么,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则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

文革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个著名的恶法《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不少仁人志士就因此屈死于这一“恶法”。现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公民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抓捕惩处。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小民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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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人治 文革 宪政 法治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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