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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周恩来手术前留纸条:我忠于主席 不当投降派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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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期,作者:李菁,原题:《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本文系节选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赵炜紧紧扶着她,怕她摔倒。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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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周恩来 毛泽东 文革 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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