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每日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车间外景

11月9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后，一起出发去工厂劳动。为了方便劳动，到江西后，他们让黄干事帮助，每人准备了一套卡其布的深蓝色的中山装，妈妈还用松紧带把袖口缩紧，以便做工时用。今天，他们身着新的自备工装，脚踏草绿色军用胶鞋，从大灰木门上的一扇小门中跨出小院，走上了步校红色的沙石路。听着小沙石踩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看着周围满眼的苍翠碧绿，他们的心情是高兴的。出了步校后，他们走在公路上，放眼望去，蓝天、白云、绿树、田野，周围的景物，每一样都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可亲可爱。自“文革”爆发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第一次“自由自在”地走着出来，走到“世界”上来，走到大路上来，去劳动，去“上班”，去和世人接触。在禁锢了三年之后，这种感觉，无异于解放，无异于新生。

走了约四十分钟，到了工厂。在一间办公室里，罗朋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厂里的情况，然后就到车间。车间负责人姓陶名端缙。像当时不少工厂那样，这里按部队的连、排编制，车间主任就称排长。陶排长厚道直爽，人很和气又很心细。邓小平在他的车间里干活，他很欢迎，是真心诚意的欢迎。陶排长心里是坦然的，什么“走资派”，来我这里干活，就和我们一样。厂里的工人们想的和陶排长也是一样的，老邓年纪大了，放把椅子，累了可以坐坐。老卓身体不好，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

安排老邓干什么活呢？这可是费了陶排长的一番心思。一开始，他想让邓干点轻活，就分配他用汽油洗一些零件。但是邓年纪大了手抖，拿不住东西，而且弯腰也困难。洗东西不行，陶排长又想安排邓干点看图纸的轻活儿，结果邓眼睛老花了看不清楚。最后，还是邓自己提出，想干一点出力气的活。陶排长问邓，用锉刀干点钳工锉点零件怎么样？邓立刻表示同意。钳工工作台在车间的一角，上面放着钳工工具。邓看见后很高兴，拿起锉刀便开始干活。陶排长一看，邓完全不像一个新手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早在40年前，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有名的雷诺汽车厂里干过钳工，虽时隔已久，但对这门手艺并不陌生。当听到陶排长意外的赞叹时，邓笑了笑。邓自己也没有想到，早年在法国一边干革命工作，一边学会的这门手艺，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工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呀。

至于老卓的工作，很好安排。她身体不好，可以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在电工班，一个叫程红杏的年轻女工，热情地招呼老卓坐下，一边比画着一边告诉她如何拆线圈、如何洗线圈。旁边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一个个笑笑的，和她们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

在邓夫妇来厂之前，根据上面的交待，任何人不经许可，不许与他们接触。初来之时，工人们只能向邓夫妇投以好奇的目光。要知道，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老实巴交的工人，哪见过来头这么大的人物。什么以前的领导人也好，什么现在的大“走资派”大“黑帮”也好，他们都没见过。几天以后，工人们就习惯了。老邓和老卓，同他们一样，每天都来，每天都在一起，干着一样的活儿。没用多久，大家就都熟悉了。那些什么规定，什么好奇，也都跟着消失了。工厂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对于邓夫妇来说，每日能和工人们在一起，远离政治的漩涡，没有标语，没有批判，没有口号，也不再孤寂。在“文革”普天之下皆混乱的情况下，在揭发批判满天飞的险境中，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说笑，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享受。

步校小楼内楼上的起居室，每天晚饭后,三位老人在此听广播、看报纸、做家务

从此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天寒，除生病有事外，每日清晨，都可以准时地看到，父母亲二人在前，黄干事在后，通过这条田间小道，到工厂上工。在江西的三年时间内，和工人的接触，劳动的本身，成了父母亲不可缺少的、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生活内容。

父母亲每日上午去工厂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下午在家干些家务活儿。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的碗柜，把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八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十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