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和日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从一开始，日本明治维新从上至下就以打造一个近代化国家为目标，主动修改自身的组织结构，更新自身的观念和思想，终于成功形成一个结构上符合近代工业化，满足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结构。

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和五条誓文,实现天皇亲政,完成了日本国家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通过废藩置县,实现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与万国对峙之基础;通过设立公议制度,扩大国家统治基础的规模,奠定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化基础。而这一切，让日本走上了近代国民国家化的道路。

明治维新建立了一套与近代工业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教育体系，把封建教育改造成资本主义教育。明治政府还利用国家权力扶植私人资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独立民族国家。

最终日本以不足30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洋务运动，还只能在前近代的一个旧帝国中制造一点近代化的“物质基础”。

而与此同时的中国，洋务派在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声中，已经完成了对西方军事技术优势的认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但他们仅仅停留在军事技术以及实用的工艺技术这一层面上，并且只是为解决实际性问题而进行大规模学习西学。

清廷要维持传统的科举体系，而非重新建立系统而科学的教育体系。

同时清廷对于民间资本发展近代工业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实质上企业由统治者经营,管理方式是专制衙门式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或者说主要是为满足“官办”企业的原材料和燃料需要,还必须交付“官利”以为“报效”。

清廷对民间资本的控制和限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由专制国家政权进行控制。

在实用思想的束缚下洋务运动虽以引进西方科学为名,却主要以技术为主，对科学及其理念的输入、宣传微乎其微。所谓“洋务”也因为专制王朝统治根深蒂固,创办的近代企业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更不用说触动国家和政权的结构建立起近代化国家了。

归根到底，当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大潮时，清日两国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道路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日本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从制度、国家和社会结构到产业、教育、军事，全面学习西方近代化国家，改造自己的国家。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向近代化民族国家转变。

而大清帝国，只希望试图用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的统治秩序和帝国结构。深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的帝国统治者和官员，自然也不会有改变这个国家的兴趣。

其结果是，用近代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点缀起来的古老前近代专制帝国大清国惨败给一心脱胎换骨“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

甲午之败，是一场怎样的失败？这是原东亚文明核心的中国，在遭遇近代化浪潮冲击时，再也找不到原本的核心地位，而迷失在对传统的固执和对现实的不适中。从而被时代的弄潮儿日本摔在身后的悲剧之路。

揣着明白装糊涂 什么也不说的“聪明人”

当大清国走上这条悲剧之路的时候，我们说，难道就没有明眼人看出这条路通向何方，究竟该怎么走吗？

事实并非如此，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才不会没有。只是，当他们看出了方向，当他们身处高位，他们虽然知道，但就是不说。

钱理群先生定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对他们最好的描述：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看得清楚，但为了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说出来的。

如果非要举两个例子的话，那么，第一个，是林则徐。

蒋廷黻先生曾明确的阐述过这个问题：

“林则徐是慢慢觉悟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如果说心中明白而不肯说出还只是自保的话，那么在此后的福州反入城事件中，他鼓动“募勇造炮”就真是揣着明白只为自己名誉了。

第二个，就是甲午战争清朝的主角之一：李鸿章。

甲午战争中清军战败，李鸿章在上奏中是这么总结败因的：“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较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

在之前的《重读甲午》专题中，我们已经分辨清楚“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的明明是清军，对手日军在枪支和大炮上其实都是远落后于清军的。

当然，我们自然可以明白李鸿章这是为了自保而找借口。

但，在林则徐心里明白之后半世纪，李中堂的心中可谓洞若观火。他明白到什么程度？

一则出自日本人的记载说，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在备受磨难同时，又深为反思和前瞻，并对伊藤博文直言：

“在此，我不得不坦白地讲，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 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收到实效; 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好一句“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李大人明明什么都知道，心如明镜，可是在朝堂上可曾说过一句？这句肺腑之言只能对着敌人说出，是讽刺，还是悲哀？

看到问题就说出来者的悲剧

看明白，说出来。这样真正的仁人志士在晚清不是没有。比如，郭嵩焘。

郭嵩焘是学习西方搞自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军事工业、办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郭嵩焘的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特别是他在担任驻英公使任上，致力于观察研究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验。并将观察所得融合进中国国情。呼吁向先进国家学习。

正因为郭嵩焘看的清楚，并公开呼吁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在国内政坛占绝对优势的守旧派直接将他打为“汉奸”，从朝廷到京师士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备受围攻之下，郭嵩焘只能黯然辞官，终老故里。

郭嵩焘的遭遇无疑对李鸿章是个警告，敢公开说出来，下场就是这样。这里似乎我们苛求李鸿章，有逼人做烈士之嫌。但是作为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几流，最终还是看这些关键时刻的选择。孙中山之所以是李鸿章无法望其项背的第一流历史人物，正因为他适时发出了作为一个能看清大势而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必须呐喊出来的声音，而不是揣着明白而“好官我自为之”。

朝贡体系塑造的“天朝”优越感

上一节中我们谈到，真正看明白晚清中国之路的郭嵩焘被群起而攻之，李鸿章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自己的看法。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言论环境呢？

那是中国近两千年专制帝国和朝贡体系构筑的“天朝”观造成的。

朝贡体系是指以古代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小国定期朝贡为特征的东亚国际体系。许多小国都很乐意加入这个体系，中国皇帝的赐封甚至是它们国内合法性的来源。古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确实不太注重经济效益，但这种财富上的付出却以获取政治收获为目的。所谓的政治收获就是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定期向中国表示臣服和“孝敬”（朝贡），满足当时中国皇帝们的天朝梦。

朝贡体系是以不平等为双方关系特征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则是天子，周边国家必须称臣纳贡。

在这个体系下，中国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中国上下，从皇帝到臣民，普遍认为中国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战栗屏营、“畏威怀德”的属国。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级中，属国国王的级别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的高，因为后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

“天朝”幻灭后寻找心理安慰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打破这个体系，英法等西方列强带来的近代化浪潮席卷东亚之时，日本顺应潮流开始了想近代化国家的全面变革。而一鸦和二鸦两次被打疼的大清国上下，除了洋务派中的少数官员，却还依旧活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只是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依旧认为在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领先于西方，只是兵器不如人而已。

既然全面领先，为何还会失败？一个兵器不如显然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既然从没有认为自己落后了，那么为失败寻找一个替罪羊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贪官奸臣”和“汉奸卖国贼”就成了“天朝”上下诠释失败的完美理由。朝廷总有忠诚良将，民间也到处是仁人义士，只可惜被汉奸卖国贼出卖，被一些贪官奸臣坏了好事，因此才屡屡失败，致使忠臣遗恨，志士扼腕。我“天朝”制度文明都是极好的，只要除尽贪官奸佞，扫净汉奸卖国贼，重用忠臣志士，必然所向无敌。可恨贪官总是除不尽，汉奸总是抓不完……

只要是维护“天朝”体系脸面的，就是忠臣志士，胆敢说“天朝”落后了应当放下身段的，那就是丢了“天朝”的脸，不是卖国贼就是奸臣。于是，在由清朝士人开始构筑的话语体系中，这种两分后脸谱化的贴标签方式被从上到下灌输至帝国上下从官员到普通百姓的脑海之中。以恭亲王之尊，尚免不了“鬼子六”之讥，而李鸿章，就更逃不过“卖国贼”的大帽子了。

这样的“自娱自乐”的闭门闹剧中，清朝迎来了甲午战争日本的挑战。丢失了朝鲜，清朝失去了最后一个“属国”，朝贡体系于是时彻底完结。而“天朝”的幻梦却依旧停留在如此多清国人的脑海之中。配合着演义故事般“忠臣”对“奸臣”、“清官”对“贪官”，“义士”对“汉奸”的历史话语的构建，与史实和真正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渐行渐远。

寄希望单纯“工业化”是不现实的

在弥漫大清的“天朝”迷思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比虔诚相信是“贪官奸臣汉奸卖国贼”导致大清失败的普通人眼光深了一层。他们承认大清在某些方面落后了。

但不是文化、制度和社会落后，只是在工业和军事这些特定领域中落后而已。只要学到西方先进的工业，造出先进的武器，大清就能重新构筑起原来的“天朝”世界来。可以说洋务派官员大多属于这一类。

于是他们的路是办实业，修铁路，建工厂，造武器。如今仍有人扼腕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一再假设如果他们的“洋务”能够不受阻碍会如何。

是的，就算不受阻碍，洋务派能带来“完整的工业体系”，洋务运动就不会失败了吗？清朝就真的工业化了吗？这简直是笑谈。

如此想法和清朝时人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的想法有多大区别？

洋务派能做的，不过是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和工业组织模式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因为起点低，拥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而这些提升，反过来将会变成不改革制度就能单独高速发展工业的“成功经验”，成为进一步改革制度的极大阻碍。而模仿总是有极限的。当仿不能仿的时候，才会蓦然发现，原来这个“工业体系”实际是始终外生于整个国家的。因此，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始终只能变成模仿先进国淘汰技术的初级加工工厂而已。

真正的工业化，用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一步前进，而非倒退。

试图不改变清朝前近代专制帝国的结构，试图用中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去打造“工业化”，用更加专制的人生控制而非人的解放去构建工业社会，不啻天方夜谭。狗尾巴草的种子是长不出牡丹的。能搞出的，不过是前近代帝国官手工业的加强版而已。

臆想能够不考虑社会和制度的改变单独提升“工业化”的想法，是如此幼稚，那是试图用一群被奴役的臣民去实现近代化。

不改变臣民国家事实清朝没有胜机

而我们审视当时的清朝，百姓还处于中世纪的臣民国家中，他们没有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只能服从和效忠于君主和朝廷。

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历来的朝代更迭,于己而言,只有主子残暴与贤明的区别,臣民的身份是不变的。

王朝的兴衰沉浮,只是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与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只会消极服从,不会积极参与。

这，就已经决定了清朝的洋务运动必然失败。

相比之下，日本的井上清说过:“我们日本民族,和以它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即日本国民.,也是在打破封建的过程中才形成的。”

在这些变化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立宪政治。缔造了一个民选国会,承认人民的参政权和决定国家预算时的发言权。议会的开设,容纳社会各主要阶层参与政府,这就使得国家权力由少数人垄断开始向由社会主要阶级掌握的方向发展。

在地方上，1880年完成的“三新法”规定,地方区划在府县下面设郡、区、町、村；由官治制向自治制发展的大飞跃。

町村会获得了町村的最高议决机关的资格,预算编成权、争议决定权、选举执行权、行政监察权、意见提出权等都比原来更广泛,而且也赋予了市町村以公法人格,促进了市町村财政的近代化,是日本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德富苏峰称,“市町村制度的实施将给政治运动带来极大变化”,“其变化实吾人生平所希望的所谓平民主义的变化——国民参与国政”。

换言之，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众得意广泛参与大到国家政治，小到身边的的地区事务的权利。就是对于自己所缴纳的税款，在预算、执行、使用的各个环节上，也获得了监督、牵制甚至部分的决定权。

日本的国民国家化推动了近代国民的铸造,锻炼了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及承担国事的行政能力,也培养其爱国心、独立性和名誉心,增强了对国家的责任感。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去地域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奴仆化”,将分散的藩民整合成为一起应对外敌的“统一国民”。

正是在国民国家化的基础上，日本才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逐步实现了近代工业化。这是清朝政府无法望其项背的。不从根本上拥抱近代化，还乘幂在自己曾经东亚文明核心地位中的大清国，便没有一点胜利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