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颁布《征兵令》却遭民间抵制

1872年11月,日本颁布《征兵诏书》,正式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1873年月10日,日本政府发布《征兵令》。征兵的主体是全国的壮丁,按《征兵令》的描述“不分身份”,凡“年满二十岁之国民”都可以应招。

但实际情况却是,日本的征兵制在刚开始实施时就受到了民众的反感和抵制。

从当时日本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心态是“惊异、敏感和恐怖”。明治维新后一系列的新法令出台，“小学校令、地租改正令、征兵令、秽多废止等布告不断贴出,顽民大为惊异,神经颇为敏感。尤其征兵令告谕中见有血税之文字,误为榨取生血;……对征兵、断发、小学校、贱民‘解放’、土地均分等感到恐怖。”这种态度可以当时人们给报纸所刊登的来信中可以看出。

1873年2月《日新真事志》登载：“闻因本年有征兵之令,愚夫愚妇或惊愕、或畏缩”。以为“征兵即是为朝鲜(之行)”。

日本百姓为对抗兵役不惜造反

1873年2月12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以下记事。“此时的市上流传,由于日本和朝鲜发生矛盾,要征寅年出生的男子为兵,派至朝鲜。由此当年出生的男子非常恐怖,其父母也极为苦恼。与此毫无关系者,都是愚民,非常害怕。……这样的行为,实在可憎,该惩。虽然没有这样的欺诈,但让愚夫懦妇心怀恐怖,成为其敬职励业之极大障碍。”

3月20日,该报纸又接着登载：“此时又有一新传言,即要将当年从13岁到20岁的处女派到外国去,由此成年的妇女马上寻找媒约之人相亲,或剃眉染齿以逃脱此事。”这种流言蜚语到处传播,尽管官府当时发文澄清,但不但难以绝迹反而流传甚广。

普通日本民众甚至感到征兵就是“被派赴参加有性命危险的战斗,如同上断头台一般”。由此发生了多起“血税起义”。1873一1874年间共16次,仅1873年就发生了15件。许多兵站被愤怒的民众捣毁,军队出兵镇压起义,被处罚者达到10万人以上。当时还有很多教授民众逃兵役方法的出版物。从之后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民众这样偏见无知的状态让当局极为头疼。“然人民对贯训于征兵法,极为厌忌,制造诈伪百端、奸谋机策,巧避兵役,一日甚于一日。以至成为习俗。实不堪慨叹之至。”

两个直接原因让日本民众反抗兵役

当时的日本民众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平等的免役条例,二是让人不明就里的“血税”告谕。

日本1873年标榜为面向全国的普遍征兵，并非是真正四民平等的国民皆兵。根据征兵令《常备兵免役概则》,符合以下条件者可免兵役。(1)身高不足1米54.5者;(2)体弱有病及四肢不全部看兵役者;(3)在官省府县供职者;(4)海陆军学生;(5)公立学校的学生、就职洋行者、医学生和教官;(6)一家之主;(7)继承人(嗣子);(8)独生子;(9)养子;(10)兄弟在服兵役者;(11)缴纳替代金270元者等等。按照这种规定,官吏免掉兵役,有钱人让孩子去洋行,结养子亲缘,进高级学校,或者缴钱也可以免掉兵役,结果脱离了“上下平等、人权齐一之道”,转化为不平等条款。1876年的适龄征兵者中二十九万六千人中,上征兵名单的只有五万三千人。被征兵的就只有不能做以上事情的穷人家的二男或三男。对穷人来说,兵役的负担等于又被强加过去的封建赋役。包括士族在内的四民,不少人都无视征兵制,逃避征兵"民众纷纷想法逃役,致使征兵常出现兵源严重减少的情况。

征兵告谕将服兵役作为民众必须履行的义务,指出,“凡天地之间,一事一物均无不缴税,以充国用,为人者固应尽心报国。西人称之为血税,所谓以生命、鲜血报国也。”它要求国民必须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但这种“征兵者,乃四民‘以其鲜血报国’的血税”,使民众不知其意,民众之间流传着真的要榨取人的生血、卖给外国人、做成葡萄酒、或者要用血来染毛毯、以至处女、妇女也要成为征兵对象等荒唐无稽的流言,一种不安和恐惧心理影响着他们。

当然，这两个原因致使民众反抗服兵役的直接原因。而在此背后，还有直接反映当时日本社会现实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民众对征兵制的抵抗,在当时是一种主流氛围。而日本民众这种政治态度,是明治初年激烈变动时期统一国家尚未建成的现实的反映。日本民众本来生活的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家权力是没有联系的。因此形成了根本不同的运行逻辑。

维新后的明治政府，在原本传统的日本社会中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向近代化国家的转变，就要实现对民众的强制统合,就必须要与民众的生活世界有效联系起来。而征兵令是明治政府为了强制性铸造出具有国家意识的国民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根本问题在于当时日本民众还是臣民意识

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近代国家形成尽管是一个迫切课题,长期生活于幕藩体制下的普通民众中，许多人的意识深处仍然保留着作为臣民追求仁政的观念。统一日本的国家形象还很生疏,统一的国家意识更是尚未达成。大部分民众还不能自觉认识到服兵役是国民的义务，甚至连国民是什么也没有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民众，与前近代的清帝国的人民，其实有相当的相似之处，还都处于“臣民”的状态。一盘散沙的情况也就实属正常了。 正因为当时的日本民众整体尚不知如何摆脱臣民的状态。维新名臣山县有朋曾指出:“农工商的子弟,毫不知晓兵役的义务,即是护国的权利,怯弱自卑之习惯己经难以改正,减少嫌弃入营者、募集他们以补充兵源之苦心,更非今日所能想象”。

此时的日本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状况,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民族利益的极低感悟。它说明,此时的日本民众基本上处于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的臣民状态。

民众对文明开化政策还处于无法用这种高于他们的近代理论武装起来的阶段。“对他们而言,文明意味着生活的压力和道德的破坏,因此不管好歹就只有反对。” 逃避征兵的情况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民众的厌军意识和避战意识依然很强。

而“四民平等”“人权齐一”的口号之下实际上却仍然存在诸多不平等,更加深了民众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实施的抵制。

对于以前只有藩国意识、只能以自己和家族营生为生活目的的民众来说,只能采取逃避的方法,无法逃避的便只有起义。

这样的状况,反映出明治初期在国民形成上的两大尴尬局面:在四民平等和人权齐一口号下,原本是要形成均质性民众的征兵制,但在民众那里,仍然是无法平等的认识;国家试图统合民众,相反却加深了民众对国家的疏离和敌视意识。

明治政府要形成日本人对国家的一体化认识和对国家责任的自觉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全国之民作为征兵对象,是在1883年左右才得以实现。而无数青年自愿从军、尽忠报国、以死殉国情景的出现,参军被许多壮丁和家庭视为爱国责任的表现一一这在日本,则花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直到甲午战争才真正完成。

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全民狂热

时间走到20年后，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日本的民众呈现出和20年前截然不同的态度。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海外的侨民自发组织了爱国联合会，争相传阅战争公报为战争募捐，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军训，立志随时准备回国参战。日本人的爱国激情和国家责任感，受到西方国民众和媒体的注目。而日本国内最底层的民众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政府必须开战的理由，民众最关心的仍旧是自己的生计。

而在日本国内，两国开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关心度激增，各界报纸的新闻、社论、记事一齐转向战况话题，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

日本下层民众最初对战争毫无兴趣，甚至不知道朝鲜国是在东面还是西方。但是纯朴民众在政府爱国主义的鼓动下，即便生活贫困也还是从口中省出十个八个梅干钱捐献给前线的士兵。

甲午战争使民众的军队意识有了飞跃性转变。《山梨日日新闻》这样描述,“征清之前与征清之后,国民对于军人之感情呈现出几乎是外人之观,为何?军人生平粗放且不谨厚,故军人从来为国民所误解,征清之后对军人之此种误解全都一笔抹消,国民之热忱一起涌向军队。”

高级军人称为国家英雄,被飞速提高到与天皇和政治家、列国君主同样对待的社会地位。创下勇猛果敢战功、英勇战死的战段者,不管将校兵卒,其照片都登载在杂志刊头上,其功勋为人所称颂。那些若不是军人恐怕一生连个人照片都没拍过的无名小卒,也通过刊头照片被颂为英雄。通过解说,战斗记事、英雄美谈、军人会见,最后形成了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武人得意之时代”来临。

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政策实施者的帝国军队被神圣化、军人被英雄化,其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他们进行的战斗被宣传为义战。在义战的光环下,民众军事支援体制迅速建立起来,媒体还刊发《军人家族扶助之急》、《恤兵之急务》等社论,并刊登募集慰问、扶助军人遗属等广告。“让军事公债无利息吧！具有爱国心的我国国民不介意有无利息。”

军人地位大大提高形成“军国民”心态

民众也开始军事组织化,从逃避征兵开始呼吁“国民皆兵”,以成为“军国之民”，舆论也开始表示对“军国民”的强烈期待并已为此大造声势了：“国民之决,自就是军队之决心,国民之个性就是军队之个性,国民之坚韧即军队之坚韧,国民若中途挫败沮丧,军队以何能独自往前牺牲迈进?国民志气之张弛即军队士气之张弛。”

东京建立了凯旋门,祝捷会、凯旋会、展品会频频召开。在村里率先采取了动员小学生欢送出征士兵的方式。下关条约缔结后,从夏天开始主力军开始回国,迎接凯旋士兵的人群沸腾起来。出征时,士兵们通过铁路集结到广岛大本营,那些初次离开故乡的士兵,很稀罕地将沿线风景记到日记上。凯旋时,望着往返两次的风景,就抒发起望乡之念,并沉醉于车站迎接人群的“万岁”声中。

士兵们将出征所见的异国状况通过军事邮件传达到乡里,通过日记在凯旋后向亲朋好友诵读,或是回乡后进行报告和座谈。在海外情报还不发达的时代,他们的战争体验是贵重的情报。这些士兵中所渗透的异国观和日本人观,通过这种传播形成为日本人全体的意识。

在野启蒙家、政治运动家为鼓舞民众的同仇敌汽之心,通过报刊杂志等宣扬义战,形成强大的舆论论阵。“全国到处敌忾之心焕发,不论老少男女贫富强弱,或处置金品,以表爱国至诚,或舍命义勇奉公”,在“勇于从军献金义勇奉公美谈”特集记事中,大阪赤贫者清水真与其女儿成为献金模范的题为《赤贫家庭献金五元》的记事消息,成为了自觉具有国家意识的忠良臣民之模范。这类美谈在当时的报纸杂志随处可见。“日本帝国之威武在万邦发扬之现在”就是“义勇奉公之日”,“纵使全国化为焦土,我也断不污我日东南男儿之面目”以及“大和魂”等各报纸大幅标题,构筑起全国同仇敌忾的氛围。日本民众对自身的高洁品质、国民性的美化和赞颂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与20年前民众普遍反感甚至行动起来反抗征兵正相反，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国民在行动上全力支持了这场战争。全民热情地支持成为日本在甲午战争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因素。

甲午战争在日本的里程碑意义

日本国民是参与和实施战争的一份子。能否动员起全体国民去参加战争，为国而战、为国捐躯，是对明治维新后，国民是否人心所向，国家是否有凝聚力的重要考验。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国民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能量，表现出维新国家期待的特质。

正因为如此,“明治27年在历数上只有365日,然而在国民史上确是有着大不同于其他年份的一年。……日本国民因此进入到膨胀的涨潮时期。”不过,对于日本民民众来说,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己,“吾人国民不能满足于此存续之历,兼具有进一步描写世界之一大勃兴史之任务。”作为日本人的骄傲和自满,最后都上升到对天皇的忠诚,并以天皇制臣民而自傲。

甲午战争在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同时形成了对朝鲜人的差别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感。有已经文明开化的日本人对以前清国进行的对日批判的反抗,也有试图抹去自古代以来日本长期处于对中国劣等感的的民族主义因素。

明治维新后,清国人和朝鲜人曾经嘲笑留胡须、穿洋服、穿靴子的日本人,对于日本人来说,证明其价值的绝好机会便是战争。

日本由此信心膨胀目光瞄准世界

战争胜利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也极大地膨胀了日本人在东亚和世界的野心。“而我既已东洋之主盟自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熟睡?……我武力之优显示出在经营东洋全局上是足以胜任的,这并非是最紧要之事,如果我武力足以经略东洋全局的话,余力所及亦可震撼欧洲列强,这不足为论,我俨然以执东洋牛耳之貌与之对峙,则彼等临东洋岂敢如从前一样大胆不敌?由此,我一纵一擒杀活自在,东洋永久和平始可得以期望。”“既已东洋之主盟自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熟睡?”和“执东洋牛耳之貌与之对峙”——拥有这样的自信,当然只能是让民众进一步增强对日本帝国的共同归属感。

而《东西势力之接近》、《日本在世界中之天职》、《文明西渐之机》等等社论则反映了日本民众在普遍高涨的自信之下,欲与欧美等国比肩和争霸之真实想法。“日本国民今后要完全抛弃岛国根性,愈益膨胀其海国民思想,陶冶海国民之性格,向着今后之大事业逐步着手。……支那乃是日本向世界发动的惊天动地大运动之第一步,东洋之版图其广裹几许,必须要与世界诸强国争得平衡之日本,决不应该满足于将此小舞台作为演技场。”

这里,不只是成为“国民”,还要成为“海国民”，与欧美竞技的国家战略,也已经呼之欲出了。刚刚完成的“国民”——国家臣民,马上就要面临转向“军国之民”之势了。

而日本帝国军人,这一在日本对外扩展、侵略中承担着主要使命的特殊集团,被神话成了全民族的英雄,进而成为国民顶礼膜拜的对象。对他们的顶礼膜拜,成为表达国民爱国心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日本民众达成国家认同的标志之一。

正是通过这种对中国、朝鲜这种“他者”的差别化和蔑视感,对欧洲文明的劣等感、恐怖感和敌忾心,对军队和政府的神圣化，日本找到了作为日本人的自信和骄傲,并产生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统一的信赖感,达成了“举国一致”,实现了对日本国家的共属感和一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