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清楚认识到战则必败

中日朝鲜战事将起，李鸿章以其数十年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和经营国防事业的甘苦，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极为清楚的认识，因而，在中日朝鲜战事从未开到开启后的一个月内，李鸿章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靠国际调停来解决中日争端，而在军事调度和行动上，则极力主张持重。

对此，多年后李鸿章自己有过经典的论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名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绝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清楚的知道，正是掣肘太多，不能“实在放手办理”的北洋军务导致看上去强大的北洋海陆军真正放在国际上，不过是“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的架子货。装样子吓人还行，真要开战必然战败。

李鸿章呼吁无效被迫将部队送上战场

正因为有此认识，在甲午战争开战前，李鸿章一再在上奏中说明现实的军力对比清军实际处于劣势。

他在奏折中说：“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说明北洋系淮军陆队“合计亦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也明告清廷“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防守足以自卫，远征实在无力。

这种持重的态度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上次《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说明，李鸿章心里也清楚，他之所以能够盘踞北洋，是因为以淮军为基础所建构的海、陆国防武力，仍是清廷现阶段所依仗的主力，自己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也必然与此息息相关。因此，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自己权力的根基和最后的底牌北洋海陆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过多折损。

可问题在于，在他背后清廷朝堂之上诡谲而残酷的政治权斗，却逼得他不得不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光绪不通军事听信亲信急欲开战

中日朝鲜战事，是光绪亲政以来与外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在光绪帝看来，他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来树立权威，巩固权力。

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有对日本作战的坚强决心，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

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另一部分，即以翁同龢为领袖的“帝党”。翁同龢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可见光绪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其余成员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骨干，也都是缺乏实际经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因为本身他们就出身于上次《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对洋务运动较为敌视的清流集团。

这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

他们整日在光绪面前吹得都是诸如“八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进不能战，退无所归，自有坐困之势”；“中国水师虽不能与西洋相抗衡，然敌日本则有余”之类的信息。

在一班清流的鼓吹之下，满朝弥漫着日军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气氛。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清流言官纷纷上奏，说中国“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帝党成员志锐也说：“我若急治师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祸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光绪皇帝显然深受其影响。而之前李鸿章的客观估测，成为微不足道的小小“异论”，根本没有进入年少气盛的光绪脑中。

光绪不满李鸿章将对其进行打击

当年少气盛的皇帝遇上老成持重的重臣。李鸿章慎重的分析不但没得到光绪的认同。相反，光绪反而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给李鸿章发出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直接决定了清廷和战的选择。

而在甲午开战前一刻，光绪终于不再按耐：

北洋电传大鸟下令，种种狂悖，首以韩非属邦为言，又称所出教条不能改，中国若添兵即以杀倭人论云云。北洋又谓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云云。前电上盛怒，后一电上来不以为然，命不得倚仗俄人也，拟电旨致北洋达此意。

事态发展到日本已拟否认中韩之宗藩关系，且将中国增派兵员入韩，视为开战行为，反映日方认彼此于朝鲜半岛已具有充分战略优势，可改变半岛上，乃至东北亚原有之权利平衡格局。而进光绪“盛怒”的，与其说是大鸟圭介之“狂悖”，不如说是对李鸿章一直以来对其积极主战的系列命令持反对延宕态度的极度不满。从而使光绪皇帝在未来在更为赤裸残酷的派系斗争中，对备受攻伐的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抱任何同情，乃至积极加入了瓦解淮系北洋的行列。

但是，《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又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贻。作为“最高统帅”连犯兵家两大忌的光绪皇帝，不知甲午战后，可曾反省过否。

帝党借朝鲜问题走向前台

朝鲜局势紧张，翁同龢也需要藉光绪帝的权力来扩展帝党的权力版图。

李鸿章保守迟滞的军事措置为光绪与翁同龢为首的翰詹科道所不容，加之长期以来与李鸿章的矛盾与斗争，翁同龢开始借主战来挫抑李鸿章。

朝鲜危机之始，军机处在孙毓汶、徐用仪的主导下与李鸿章的解决策略相得益彰，这引起了光绪和时刻注意寻找机会出头的帝党的强烈不满。

就在李鸿章联系外交官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光绪终于按捺不住。在与翁同龢面商五刻之后，再度密寄上谕，对指望外国调停，表达极度缺乏信心，并对李之一味联外，不事备战，更露不悦：

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

接着，帝党所属的言官开始交章攻击李鸿章。

给事中褚成博与御史张仲炘先后上摺，褚章称“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厉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直指李鸿章原寄所望的英俄外交斡旋，终是一事无成之败着，甚且抬出“天良”二字，质疑李鸿章“粉饰欺罔”，实批李为求实力自保，漠视朝廷尊严之态度。张仲炘之奏则先批李“始则假俄人为牵制，继而恃英人为调停……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堕于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

紧接着，翁同龢门生，光绪珍、瑾二妃的师傅文廷式上书，痛批李鸿章在北洋海、陆军领导阶层轻于择人，由点名丁汝昌、叶志超“避敌畏惧”；倡言重建南洋水师，实为降低北洋的资源独占。敦促加速军事调度，务使力足与日军相敌。

李鸿章与北洋当时所欲恃与所欲回者，全在此摺中被阻扼或推出。

而紧接着此折，当李鸿章犹对在朝鲜之叶志超添兵之请，持恐开衅之议之际，光绪颁下上谕：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着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钦此。

军机诸臣再迟钝，此时亦应恍然大悟：翁同龢终于由一书房中的帝师与幕后献议者，重新走至决策核心之前台。

如此于李鸿章而言，极为不妙。尤其是光绪借将翁同龢台面化，而给了军机震撼和教育，便打算全力放开手行事，情绪的激昂难以自抑了：

……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云云。又欲处议北洋，又欲明发布告天下（此二事未行）。闻昨日枢廷亦颇更谯诃。

甲午战争实际是帝党上位的关键战役

西方有谚语称：每个领袖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光绪此时的表现，兴奋得仿佛已锁定目标，摩拳擦掌，语气有一吐郁怀之感：对自慈禧柄政时期以来，久踞要津，深受倚重但不免暮气渐深的重臣与派系势力，如李鸿章及北洋，则不再姑息留情。这之后虽暂未付诸实行，却形同再次向李鸿章及北洋表态，兼向一班已一定程度被德宗视为“旧”势力的军机成员示威。

就在李鸿章深扰于东事日非，与言路攻讦之际。甲午开战之7天，军机与会同详议的翁同稣、李鸿藻联衔复奏，竟出现此一情形：

今日复奏摺上（余名首列，此向来所无也，从前会议事，或附后衔，或递奏片，无前衔），上意似尚合，云已交军机写寄北洋矣。（《翁同龢日记》）

依奏疏向例，凡大臣联名上奏，必以爵位、官衔接次列名，如对会议内容有意见，也可自以奏折或奏片单独言事。其时军机成员中，至少犹有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东阁大学士张之万；而总署大臣中，亦至少有庆亲王奕劻、体仁阁大学士福锟等，较翁氏之爵秩官职为高，然竟推其领衔，翁同龢得君之专，至何程度，已毋庸多言矣。翁氏于日记中自陈此事时，语虽简，似亦难掩踌躇满志之情绪。

军机诸公对翁同龢的逾格尊重，表面上似对光绪“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的书房决策模式的将就，实就派系策略上自有思维逻辑。签署军机上这些大老们，加上两边行走之孙毓汶、徐用仪，多年来之路线，依附太后之色极明显，慈禧对刻下局势之基本心态如何，他们自然明了，而由他们将领衔地位自愿奉与翁氏来看，不止大小军机与总署领袖对翁同龢及其派中菁英见解持保留态度；即令慈禧，对光绪的战略原则，也恐有不以为然之异见。将翁同龢捧到逾格之崇处、实亦有向西后表态，并预先为他日由翁同龢承担责任由下策略性空间，用心不可不谓深。

不过，无论如何此次联衔排名，有一更直接的意义，即在逐日书房独对，光绪每事必问，而决策影响实已在军机诸公之上的翁同龢，其近乎“平章军国事”的实质地位，终于得到诸臣之某种承认。光绪领导权威提升上，具有一定效果；于翁同龢与南派，自然更是成为主流派系的重要一步。此亦使光绪与翁师傅，乃至南派少壮菁英间之结合关系更为紧密。在帝后权力交接，诸多最高决策权归属依然充斥大片灰色地带的时期，光绪任何藉以扩张权力版图的作为，翁同龢不能不感到与其说皇帝所需的是一辅佐者，不如说是需要有力支持者。

何以翁同龢在此后，有关朝鲜问题态度上，由原先之持稳立场愈倾向光绪的激进路线。因此可能之一战，于光绪的意义及所期以发挥的作用，不止是一次国际上之冲突或宗主权的维持而已，此于翁及帝党，也是如此。且因派系间长期权力竞争，事情对翁同龢与帝党而言，比光绪所须权衡的更见繁杂，操作难度也更高。但不得不明说的是，朝鲜问题，实际是光绪和帝党走向真正权力中心的关键一战。

翁同龢帝党的战略：对李鸿章绝不手软

自光绪亲政，而慈禧结束所谓“训政”，退居颐和园后，李鸿章明显感受到中央渐行渐远的现实。尤其政治天平强烈倾向其政治对手翁同龢及其所领帝党一端，更令李鸿章长期统领北洋，班列辅臣、疆臣之首的地位岌岌可危。李鸿章清楚，在二十余年前，他政治地位的崛兴，因有淮军成朝廷缓急可恃的军事主力；而今朝廷似只缺临门一脚，却未能将他踢落北洋宝座，也只因其手上掌控着淮军。李鸿章既然明白他何能在此时犹踞此座，因此力保淮军与北洋海军的实力，已经是李鸿章当下行事的最高指导原则。

与李鸿章的尴尬与无助相比，光绪自亲政以来，决策权威的建立犹未完全，正跃跃欲试于经此一战，达到他们立威固权的目标。尤其日本看起来是蕞尔小邦，较船坚炮利的欧美列强，处理起来要有成算得多，因此不宜示弱；另一方面，较诸其门生天子光绪，翁同龢看待朝鲜外交冲突的角度，就更多元且更积极。而这也正是李鸿章最感忧虑的。政治对手，往往即是所虑者相同，而立场迥异。李鸿章也明白，他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光绪与翁同龢这对师生对自己下手的绝佳时机。这对掌握决策地位的师生，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对耗损淮军及北洋海军是不会因何关系到国家利害而手软的。

而正因清楚李鸿章之所以拉长战线，是寄望外力的盘算，翁同龢与光绪这对师生及其追随者，对外交干预更为冷淡，甚至不以为然。

当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对峙的危机时，翁同龢有意将韩事与北洋分开对待。对危机，持稳讲解；对李鸿章，绝不手软。由翁同龢之日记看，他自六月初以来，密集地与门生，也是帝前近臣的文廷式，珍、瑾二妃之兄志锐等会商，日记多记称谈倭韩事，随后，文、志等接连上疏论朝鲜形式，攻击李鸿章北洋。明称献韩策，实于李鸿章的北洋势力处处打击，不断施压；紧接其后，志锐“倭人谋战朝鲜事机危机请速决大计”摺递入。少有具体措置之建议，而以近三分之二篇幅痛批李鸿章与北洋人马：批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望图敷衍了事”；批北洋主将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败叶残丁’，不孚群望，意存观望，纵敌玩寇”。

文、志二位与光绪及翁同龢互相密切的特殊身份，间接传达了高层对北洋清楚的立场，这便如吹响了攻李的号角。于是，主战之声愈急，李鸿章与北洋压力愈高。言官余联沅、安维峻等接连上奏。清廷密寄上谕亦针对志锐摺中所言所劾，再次要求李鸿章留心体察叶志超、丁汝昌这北洋陆、海二主将，给李鸿章一次警告。

此时之李鸿章与北洋，已势如骑虎。调度既已落后，战略优势尽在对方，一旦显出大量增兵的意图，日方极可能先发制人，届时非但战不可免，这是合肥所最怕出现的恶梦。不幸，日后之发展，正是沿着李鸿章所忧的情况发展，且更胜一筹。李鸿章太明白自家子弟兵的虚实。依李鸿章的计议，北洋海、陆二军，宜取“猛虎在山”之势，以冀外侮不至，亦可一定程度减低“廷臣掣肘，军事设施不能如意”的风险。

可是海、陆两军推上火线终不能免，而主战之火愈煽愈旺，淮军不但上火线，且须直当锋镝，于是猛虎一旦下山，却发现“虎”相全非，一败涂地矣。

甲午战争不只是外战 更与内政紧密联系

李鸿章在1894年朝鲜事件最为关键时期，左支右绌，病急乱投医地俄、英、美、法四处拉拢，却又不见谅于朝廷之际，心中最大的难言之隐正是：派系之暗斗与掣肘。

但这些又能向谁诉呢？光绪？那不啻火上浇油；慈禧？老太后此时犹在局外，盯着庆典的劲头比观望战事更切；孙毓汶、徐用仪？自光绪亲自领局，将翁同龢台面化，他们的发言力道便愈形薄弱，甚且自身难保了。朝中最具发言权之一人与一派，翁同龢与后党，正虎视眈眈盯着李鸿章与北洋的一举一动。

最终，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在光绪的盛怒中，李鸿章失去了年轻皇帝的最后一点信任。光绪在接下来的派系倾轧中权力支持翁同龢并亲自加入瓦解淮系北洋的行动之中。而翁同龢与南派中坚成员，包括文廷式、汪鸣銮、张謇、志锐等加紧协调，派系内部的向心力加强，步调一致，随事态之发展与光绪的意见愈见坚决，加快了倾轧的步伐。

中日武力冲突全面爆发前，翁同龢与帝党的立场以走向坚决主战。派系倾轧的手段也愈见激烈，更有效地攻击中枢中力挺李鸿章的重臣。甲午战事不止是外战，而同时紧密联系内政，由此愈见明晰。

在翁同龢的弟子在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龢的真实想法：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

除了“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的盲目自信外，“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才是翁同龢的真正关心所在。抱着看好戏然后整肃淮系北洋的目的，光绪的帝党就如此轻率地开了战。

在派系意识和派系利益侵蚀朝廷安危的思考，甚至凌驾其上的情形下，谁才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