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殉国的故事：义犬救主和按犬同沉

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电影《甲午风云》里那个民族英雄邓世昌的形象。他与他驯养的“义犬”的故事是如此的耳熟能详。

对此，以往的主流历史书中大致是这样记载的：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爆发激战。下午三时许，北洋舰队旗舰“定远”不幸舰首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整个舰首，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本军舰乘机围攻旗舰“定远”号。万分危急之时，邓世昌指挥“致远”冲到“定远”号之前，为旗舰保驾护航。“定远”号转危为安，“致远”号则不幸重创，舰体严重倾斜。此时，邓世昌下令“致远”号冲向日方舰队，决意与最强的日舰“吉野”号同归于尽。然而在途中中了日本军舰发射的鱼雷，不幸沉没。

“致远”舰沉没后，邓世昌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念头。因而落水后，随从游近递去救生圈，邓世昌却用力推开，“左一”号鱼雷艇抛来救生绳，这位刚烈的管带也不应。就在邓世昌即将随波沉没的一刻，爱犬“太阳犬”游来咬住他的手臂，“公斥之去，复衔其发”，这只通人性的动物也不忍让主人下沉。最后，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一同沉没在黄海中。

甲午黄海战役结束不久，邓世昌和这只通人性的太阳犬的故事便在国内流传开来。当时著名的新闻风俗画报《点石斋画报》即用画作加以渲染。而在池仲佑所作《邓壮节公事略》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各界悼念邓世昌的挽联中，也出现了“不济以死继之至今毅魄如生问逃溃诸军能勿頳颜惭义犬”、“臣为国死弟为兄死仆为主死大节萃一门更能义感灵獒力挽颓波留正气”等述及邓世昌爱犬的内容。

正因悲壮感人故事的广泛传播，使“太阳犬”与邓世昌一起成为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为世人所缅怀。

官方资料只有自杀，水兵回忆有义犬

关于邓世昌死时情景的叙述，最早的主要是官方资料。李鸿章在其奏折《奏海军惩劝章程片》中写道：“……大东沟之战,‘致远’管带邓世昌首先冲锋,攻毁敌船,旋因‘致远’船沈同没,业已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独存,不肯出水,仍复溺毙,闻者无不叹伤。”

李鸿章写本奏折是为了试图劝清廷批准今后军战船力战沉没而将士能够生还者，应免于治罪。并且李鸿章认为邓世昌的自杀是不值得提倡的。他在奏折中指出:“以轻生为烈,而不知徒死无益,非所以示常守之法,,即如此与船同沈之管带邓世昌,业经救起而坚执船亡与亡之义,卒以身殉。迹其至诚激发,本无纤毫缴功畏罪之心,完节纯忠,无可訾议。但使遇救果能不死,亦为众所共谅,则为海军留一忠勇可恃之将,所全更多。”因此他在描述邓世昌自杀情景时用了“溺毙”这样颇有贬义色彩的词汇。而在这通奏折中，也没有出现义犬救主的故事。

与义犬救主广泛流传和最初官方文件不见记载同时，邓世昌自杀情景的目击者的回忆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参加过黄海海战的众多北洋海军官兵战后对邓世昌的自杀留下了不少的回忆。但是这些回忆,特别是对邓世昌落水后情景的描述却大相径庭。

戚其章先生五六十年代在山东访谈北洋海军水手回忆时,曾记录下老水手关于邓世昌落水后其所豢养的“太阳犬”救主的故事。

据“来远”水手谷雨霖、陈学海回忆说:“邓管带英勇指挥,炮击日舰吉野,想跟它同归于尽,向它冲去,不料船尾中了敌舰所放的鱼雷。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日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了,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独生,跟狗一起没入海中。”“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来。

据我所知,致远只活了两个人,一个水手头,一个炮手,是朝鲜船救上来送回威海的。”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同这两名北洋海军水手的回忆大体上是一致的。

“平远”舰的水手其实看不到邓世昌殉国

但是，现行说法包括这两名水手的回忆可信吗？《点石斋画报》和《邓壮节公事略》出自他手后记，对于邓世昌殉国场景的描述就历史学上实则意义不大。而谷雨霖、陈学海两位“平远”舰老水手的回忆，看似当事人耳闻目睹，实则大有问题。在黄海海战中,“致远”在大约下午三点三十分沉没。此时战斗最为激烈。此刻北洋海军的军舰大多中弹起火，战场上烟雾缭绕,身为双方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和伊东都因“炮烟弥漫”、“烟雾中望不分明”等原因,对各自军舰的情况无法准确掌握。

甲午（1894）按本节题图为日本方面战后作战报告上“致远”沉没前最后标注的各舰位置。从图注“松岛”据“定远”2000米的注释看，此时“致远”距离“平远”的距离在1000米左右。我们注意到，此图标注时“致远”航向还于“平远”、“靖远”、“来远”等舰一致。而我们都知道，此后发生的就是“定远”舰首中弹起火，“致远”为掩护旗舰转向冲向日本第一游击舰队的“吉野”等舰，最后壮志未酬沉没在冲击途中。按本图位置，“致远”之后将转向近90度，向图中左下方的日第一游击舰队方向冲击，则与“平远”的航向已经背离，距离将快速拉大。依照是说，“致远”沉没时，与“平远”舰的距离将远远大于1000米。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 此时的“来远”舰身受重创自顾不暇，那么身为“来远”普通船员的谷雨霖、陈学海怎么能够对远远超过1000米之外的“致远”沉没处诸如鱼雷艇上的水兵对邓世昌喊话的内容、狗衔住邓世昌发辫以及邓世昌按住太阳犬与其同沉这样细微的动作观察得如此仔细呢?在这个距离上，人早已是无法分辨的小点，何况只是浮在水面的半个人体？他们又是何以如此从容细致地观察到了邓世昌殉国的整个过程呢？在如此之远的距离和当时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这些细节除了邓世昌身边的人员，他人是无法准确的观察到的。所以这两位水手的回忆无法构成可信的证据。

反过来，因为对这两位“平远”舰水手的调查发生在海战发生后六、七十年，义犬救主，溺犬殉国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这倒可以成为后出描述因影响大而混入当事者记忆的史料学案例典型。

马吉芬的记载：致远水手称狗害死了本能生还的邓世昌

其实,关于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还有另外一种记载。据参加过黄海海战的“镇远”美籍雇员马吉芬在《鸭绿江外的海战》（the battle of the Yalu）中的记载道：“（‘致远’）舰内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所说,各不相同……但唯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

伟大的史学家兰克指出：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马吉芬本人海战中在“镇远”舰上担任洋员，是海战的亲历者。加上他1897年也就是海战后不到三年就因为战伤自杀，这段记载可以说是当时人记载当时事。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马吉芬还记录了信息的来源：根据“致远”舰被救水兵的回忆写成。这些水兵与邓世昌同处一舰，舰沉后又一同落水。所以他们看到的在自己身旁、同时在水中“挣扎”的邓世昌的情景远比谷雨霖等人的回忆可信。

马吉芬记载中的这段回忆资料与我们熟知的“义犬救主”的故事恰好相反,也就是说邓世昌并非主动自杀，其豢养的“太阳犬”不但没有主动救助落水的邓世昌反而致使其溺毙。

颇值得回味的是,马氏的这段资料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更不用说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同样的记述,为什么普通北洋水手回忆的内容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取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而更加接近事实的马吉芬等人的记述却被历史“遗忘”了呢?这其中的原因是马吉芬的记述内容不利于邓世昌民族英雄形象的建构。

邓世昌形象的变迁：民族英雄塑造的需要

为了能够达到强化政治权威，使国民树立起忠君报国的思想。清廷在公开场合对邓世昌等在黄海海战中殉国的将领则大加的褒扬。在当时公开的资料中,当记述到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时,人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叙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阵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以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殊攻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邓世昌……忠勇性成。死事尤烈。并著加恩予谥。”

这段史料的记载充分突出了邓世昌的英雄壮举。为了将其树立为民族英雄的楷模,叙述中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描述运用了“忠勇性成”、“殊攻奇烈”等符合国人潜意识中英雄形象的极具感情色彩的赞扬性词汇,并且不惜歪曲事实虚构日本鱼雷阵（从日方战后的统计可知，除了打扫战场时处理搁浅的清舰，日军在海战中并未使用鱼雷）、鱼雷快船，借以突出邓世昌为救旗舰英勇作战,最后以死殉国的民族英雄形象。

在当时为了突出邓世昌的英雄形象,诸如邓世昌是因太阳犬而惨遭溺死及“致远”并非被日本鱼雷炸沉的等等不利于将邓世昌构建为一个“理想型”民族英雄的记忆,被有意识的“隐藏”起来。通过官方和知识精英们的不断建构及对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记忆,使得国人相信邓世昌就是一位在战场上驾驶着“致远”舰勇敢的撞向日舰“吉野”,在途中被日鱼雷落水后拒绝救援,最终杀身成仁的“理想型”的民族英雄了。

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亡的加深,山河的日渐破碎,他们极力突出邓世昌这一民族英雄形象甚至将其演义化,其目的在于使邓世昌成为当时国人在民族危机加深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从这个角度上说，邓世昌的形象定型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光辉高大的民族英雄形象，毋宁说是百年来中国惨遭外敌入侵和积弱不振国势在民众心中的折射。

影响远及国外的“大炮晾衣”神话了东乡平八郎

“……‘定远’舰曾随北洋舰队两次访问日本。当它停泊在日本港口时，引起了许多日本民众的围观。巨大的船体，厚重的装甲，威力强大的火炮，使日本从皇室到平民举国上下敬畏有加，惊呼日本没有一支舰队能够打败北洋舰队。但有一个名叫东乡平八郎的海军大佐却不动声色。他两次上舰参观之后，对旁人说：‘此舰的战斗力有限，若一旦开战，必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定远’舰上的主炮没有洗刷干净，而且在炮筒上还晾晒着北洋水兵的衣裤！”

这一段叙述是如此的耳熟能详，这不就是著名的东乡平八郎通过清朝海军旗舰“定远”号主炮上晾衣服和主炮炮管很脏断定北洋水师纪律废弛维护不力必然没有战斗力的故事吗？

是的，这段故事是如此的著名，以至于2009年末，以严谨著称的日本NHK电视台在拍摄电视剧《坂上之云》时，也让剧中出现了东乡平八郎对主人公秋山真之说“定远”舰在炮上晾衣的故事。为了配合这个故事，日本电视剧组便干脆用东乡平八郎赢得日俄战争日本海大海战胜利时乘坐的“三笠”号战列舰的火炮冒充“定远”号的火炮，在炮上挂出衣物，以示确有此事。

那么真的有东乡平八郎（在一些不同的版本中，看见火炮晾衣的还有时会变成桦山资纪、伊东祐亨等日本海军高级将领）根据“定远”主炮晾衣进而判断北洋水师战斗力这件事吗？答案是否定的。

东乡平八郎的粉丝编出神话最初版本

这个说法的最早来源出自日本，来自一本叫做《圣将东乡全传》的书。而书的作者，是退役日本海军少将小笠原长生。小笠原本人参加过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时在“高千穗”号巡洋舰上担任分队长。之后他经历了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1919年以海军少将退役。而在退休后，小笠原选择的退休生活是：文学创作。

退役海军少将小笠原的另一个身份，是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的超级粉丝。日俄战争时，小笠原就对当时的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退役之后，他得以一展文学创作的才华，以东乡平八郎为主体，写了大量文学作品，用夸张的言辞和溢美将东乡平八郎神化。因为吹捧得太过邪乎，日本国内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蔑称他为“东乡的跟班”、“吹鼓手”。

而小笠原就是在其文学作品《圣将东乡全传》中构思出了这么一个北洋海军访日期间军舰火炮上晒衣的故事。图集说来，他描绘的是1891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时，东乡平八郎因看见火炮上晒衣得出北洋水师不堪一战的故事。

事实是，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日期间遇刺，日俄关系紧张。恐遭到俄国报复的日本政府，屡邀中国北洋舰队访日，希望以此对外营造中日军事结盟的印象。应日方邀请，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等六艘军舰从威海出发，于当年7月初抵达日本本土，航迹遍及神户、长崎、东京等地。

《圣将东乡全传》中称，在这次清舰访日后多年后，作者小笠原听东乡平八郎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其弦外之音大概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涣散。

这是个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故事”。1891年6月25日，丁汝昌在率队访日前曾致信旅顺基地官员刘含芳、龚照玙，通报自己赴日、以及留防军舰的安排如下：“明日带同定、镇、致、靖、经、来六船前往东洋一带操巡，所有留防之‘平远’、‘济远’，当令先后乘间前去进坞……”

事实很明白，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主力舰前往日本，而“平远”根本没去日本，与“济远”舰一同留防国内。

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通报称：“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通报中也没有出现“平远”舰。

“平远”舰根本没有去日本，东乡平八郎在哪看到“平远”的炮管上晒了衣服？难道是东乡跑到中国旅顺的海军基地来看的吗？由于实在无法和事实对上号，小笠原自己在《圣将东乡全传》出版英文版时，删去了“平远”大炮晒衣物的内容。 可是，他编出的故事却深深影响了中国。

田汉将日本人的“神话”搬进国内

1940年，抗战烽火中不屈作战的民国海军成立了名为“海军整建促进会”的组织，意，随之该会创办了《海军整建月刊》杂志。《整建月刊》的创始人和支持者、时任海军辰溪水雷所所长曾国晟和田汉是旧识，便邀请他为《整建月刊》创刊号撰写一篇长文，以借其在文艺界和社会的影响力。田汉提笔而就，写出了洋洋数万字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在《整建月刊》上累月连载。该文章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入题，其中提到1891年北洋海军访日的部分里，也出现了北洋海军军舰大炮晒衣服的故事：

……当北洋舰队回航关西时“济远”舰略有损坏，于横次〔须〕贺军港入坞。当时任横次〔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东乡平八郎曾微服视察我“济远”一周，归来与其海部建议“中国海军可以击灭”……人家问他怎样成立那样的观察呢？他说：当他视察“济远”时，对于该舰威力虽亦颇颔首，可是细看舰上各处殊不清洁，甚至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者军舰之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渎，况在访问邻国之时，可以窥见全军之纪律与士气……

田汉撰文时曾大量参考了日文书籍，其中小笠原的著作数量颇多。他非但没有考证出小笠原故事存在马脚，反而将主炮晾衣创作出新的版本。而同样，这个新版本依旧经不起任何推敲：

首先田汉称“济远”舰因伤进入横须贺港修理，而东乡平八郎则是“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由此在横须贺的“济远”大炮晒衣服就被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看到了。但问题在于，东乡平八郎当时是吴镇守府的参谋长，位处濑户内海的吴港和东京湾畔的横须贺明明是两个军港，身在吴港的东乡平八郎又如何能飞到横须贺去看“济远”舰的大炮呢呢？

另外一个和小笠原版东乡看“平远”舰大炮一样的问题是，上文已经说明，1891年北洋海军访日时，留防的主力军舰正是“平远”和“济远”。根本没有去日本的“济远”，又怎么可能被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呢？

李鸿章久在与清流人物交锋的过程和事实之中，曾慨叹道：“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爲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又谓自身“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祸福得失，久置度外”。

两位史学大家的不慎让“神话”广为流传

田汉的文章在《整建月刊》上发表后，让两位读者对“主炮晒衣”的故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正是这两位读者的地位和影响，让“主炮晒衣”故事最终定型，流传四海。

第一位是后来的近代史大家罗尔纲。他在学术著作《晚清兵志•海军志》中论证北洋海军的军纪废弛时，使用的一条重要证据便是从田汉文章中看到的内容：

日本人东乡平八郎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曾微服视察“济远”舰一周，归来在其海军部上提出中国海军可以击灭的建议。人问他根据什么做出这个论断。他说当他观察“济远”时，对于该舰威力虽亦颇颔首，可是细看舰上各处殊不整洁，甚至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是军舰的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渎，况在访问邻国的时候，可以窥见全军的纪律与士气。因此，中国海军不足畏。

罗尔纲引用时，文字虽略有变动，但大致保留了田汉所编“济远”晒衣服故事的原貌。

而另一位和罗尔纲一样对“济远”晾衣留下印象的是后来的著名学者唐德刚。几十年后，成为史学大家的唐德刚在其名著《晚清七十年》中也写出了一段论证北洋海军军纪废弛的主炮晾衣故事：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唐德刚笔下主炮晾衣故事的总体架构和田汉基本一样，但问题是，将“济远”舰改成了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遗泽，补上了“济远”舰未去日本从而留下的巨大漏洞，另一方面，旗舰的主炮更容易说明晒衣服问题之严重程度。因《晚清七十年》之著名和流传广泛，这段文字成为主炮晾衣故事里流传最广泛的版本，却也是错误最多的一版。

“定远”级军舰的4门305毫米口径主炮并没有直接安装在主甲板上，而是在主甲板之上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安排炮位，导致所有火炮的安装位置距离主甲板都有相当的高度。今天的学者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测算，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这时候问题出现了，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困难，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从高处摔落，危及生命。而在“定远”号上，栏杆、天棚支柱等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比比皆是，北洋舰队官兵军纪再涣散，也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费力劳神冒着生命危险爬到如此不方便的地方。这是智商问题，不是军纪问题。至于唐版“主炮晾衣”里，将东乡平八郎的身份变成“东京湾防卫司令”这个日本海军从没出现过的职务，而非东乡当时实际担任的吴镇守府参谋长，我们已经无需多言了。

正是两位史学大家的著作中都出现了“主炮晾衣”的情节，让这一原本是一个日本作者一句话编造的“神话故事”成为中国人所共知的“史实”，最后又进口再加工后贩销日本。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史实早已模糊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