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我们这个模式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三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单独来看这个模式。比方从政治角度，我们有比较强势的，比较有效的政府，不管他存在多少缺点，但总体上是这样一个模式。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很多具体的做法上，比方说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是公有制，但是使用权和拥有全是分开的，结果这样我们倒是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短短的十来年内我们建了第二大的超级公路的网络，仅次于美国，质量还比它好。

最后，我们的独特改革方式，甚至国企改革大家很有争议，很多批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抓大放小，还是有它的智慧的，现在经济危机来你还抓住一些大的，否则的话，我前不久去过匈牙利，他就全放掉了，企业、银行，连出租车公司都卖给外国人了，所以危机一来，就遭受重创。

它也是文化的，因为我始终觉得，实际上我们这个模式背后很多理念都是非常中国的。比方传统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几千年大家都讲这个。恐怕所有文化当中，中国人是最讲究一种辩证观，一种整体观。你看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到2050年的总体战略，使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七八十年的战略，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的，也不能这样做，做不到，但我们有这种文化。

这就是我们从整体出发，标本兼治，把很多问题逐步逐步解决，分轻重缓急，而不是像有些特别采用西方模式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那就很狼狈，就是必须马上出成果，一百年之内，实际上很多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主持人:是不是有点急功近利的那种。

张维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后面是中国自己文化的底蕴，是自己中国文化的一种觉醒，一种新的自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最激烈的是发展标准的竞争

主持人:您一直强调中国模式是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相关联的。我们在评判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模式优劣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公认的客观标准，或者说这种标准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我是这样看的。总体上说，在经济社会标准方面，全世界的共识比较多，比方说GDP、国民收入、人均寿命、教育的普及率、文盲率等等。这些标准国际共识比较多，但GDP还有一些分歧，因为它基本上是用美元计算的，很多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一般认为被低估了，所以往往出来的东西不怎么准确。后来有人提出来用PPP，就是购买力平价，看能够买多少东西，但这个计算起来技术上也有些困难，究竟哪些产品应该放进去，产品的质量要不要算等等。但总体上经济社会标准上共识比较多。

政治共识差距比较大。因为西方很多人总觉得，他那个制度代表了最好的制度，甚至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讲的历史的终结，认为历史到西方这个制度就终结了，现在证明这个是非常幼稚的观点。你看小布什就是信了这个东西，然后就推动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现在我看他都不好意思提了，一败涂地。

实际上我觉得人类探索不同的政治模式，政治制度，这个努力是还在进行之中，方兴未艾，西方制度有它自己的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中国现在在加入，在自己探索，符合自己民情，符合自己国情的模式。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在现代化方面，相对比较成功的模式，以我自己的判断，至少是从二次大战以后来看，我觉得整个世界只有亚洲“四小龙”的模式和中国模式，而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模式严格讲也是东亚模式的一种，但我们是在一个比它大几十倍的范围规模上进行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这个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大得多。

主持人:所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可能在经济上，它还是有一定的相同点，但是政治模式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发展。